蔣廷黻：學術(shù)抱負與政治缺憾


馬勇


　　在二十世紀晚期，蔣廷黻還是近代中國學術(shù)史上的一個“失蹤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名的歷史學家，僅僅經(jīng)過三十年的遮蔽，不僅從大眾記憶中消失，即便歷史學的專業(yè)研究者對蔣廷黻的印象也漸漸模糊。沈渭濱先生1999年這樣寫道：“現(xiàn)在的年輕人，對蔣廷黻這個名字，恐怕大多數(shù)是很陌生了�？墒窃谛轮袊�成立前，無論在學界還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學界，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先后做過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以主張史學改革著稱于時；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lián)大使、駐聯(lián)合國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為臺灣當局駐美‘大使’。在國民黨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聞名于世�！雹�


　　然而時移世易，在沈教授說這番話之后僅十幾年，一度被籍籍無名的蔣廷黻梅開二度，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最受追捧的老一代歷史學家之一。通過對“中國知網(wǎng)”的檢索，可知關于蔣廷黻的研究，呈逐年增長的趨勢：


　　2002年78篇


　　2003年126篇


　　2004年157篇


　　2005年193篇


　　2006年243篇


　　2007年247篇


　　2008年282篇


　　2009年288篇


　　2010年296篇


　　2011年344篇


　　2012年391篇


　　2013年394篇


　　2014年446篇


　　2015年388篇


　　2015年論文數(shù)量急劇下降的原因目前不太清楚，但截至2014年的十幾年，關于蔣廷黻研究論文逐年增長趨勢非常明顯。


　　論文數(shù)量的增長反映中國近代史、中國學術(shù)史研究領域?qū)κY廷黻的重視，而從讀書界的情形看，“蔣廷黻熱”似乎剛剛開始，他的那本僅僅五萬余字的《中國近代史》被多個出版社不斷改換由頭一印再印，一會兒自詡“全本”，一會兒自稱“未刪節(jié)”，一會兒是“紀念版”，一會兒是“彩圖增訂”。如此繁多的版本一方面說明市場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暗示著蔣廷黻作品的引進太過單一，他的許多東西并沒有像胡適、錢穆那代人那樣，系統(tǒng)且全面在大陸再版。這是非常惋惜的。


　　最后的童生


　　正像許多研究者所意識到的那樣，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是因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沒有西方人東來，沒有鴉片貿(mào)易，就不會有鴉片戰(zhàn)爭，不會有后來的變化，中國還會在原來的軌道上穩(wěn)步發(fā)展，中國人還會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羨慕的田園生活，恬靜優(yōu)雅。然而，因為西方人的東來，中國的一切都發(fā)生了改變。


　　對于近代中國的改變究竟應該怎樣看，這種改變對于中國來說究竟是好還是壞？一百多年來，史學家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西方人的東來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對中國的傷害。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學家不這樣認為，他們從世界史、全球史的視角，從人民本位的立場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構(gòu)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體系敘事框架。這個解釋框架的提出最重要的取決于時代因素，是新時代、新世界要求歷史學家提出新問題、新解釋。蔣廷黻就處于這樣千載難逢的歷史轉(zhuǎn)折期。


　　蔣廷黻生于1895年，極具象征意義。那一年為甲午戰(zhàn)后第一年，也是《馬關條約》簽署的年份。假如說近代中國確有一個“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話，那么這個變局的具體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


　　1840年，是近代中國政治史的開端，先前幾百年的中西問題至此訴諸戰(zhàn)爭。中國一戰(zhàn)而敗，開放五個口岸，擴大與西方的貿(mào)易，暫時緩解了幾百年不斷累積的貿(mào)易失衡。但是，1840年的戰(zhàn)爭，以及1842年的《南京條約》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西之間的矛盾，中國并沒有意識到西方東來是一個時代的開始，更不存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于是在五口通商不到二十年，戰(zhàn)火再燃，英法聯(lián)軍長驅(qū)直入，占領京師，中國與西方諸國就此達成《北京條約》，進一步擴大開放，南部中國自沿海各地至長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北方的天津、張家口、庫倫等處，均開放為商埠。清政府還就此同意與西方諸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系，互換公使。這是中國走向世界至關重要的一步，洋務運動就此發(fā)生，向西方學習，構(gòu)建中國自己的近代工業(yè)，迅速成為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


　　1860年開始的洋務運動意義重大，是近代中國現(xiàn)代化的起點。然而從大歷史視角觀察，這場運動依然不能構(gòu)成中國歷史的重要節(jié)點，還不是“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為此時的中國盡管開始了學習西方的步伐，也打開了久已封閉的國門，與世界交往，但此時的中國并沒有在西方強勢壓力下自怨自艾，顧影自憐，而是很坦然地學習西學之長，且不是像日本那樣囫圇吞棗，脫亞入歐，全盤西化。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人看到后發(fā)優(yōu)勢帶來的好處，這些好處均是中國只變其末不變其本的結(jié)果，因而那時的中國人在經(jīng)濟大幅增長的事實面前，更不愿意像日本那樣進行改革。因而此時的洋務運動還不能構(gòu)成重大歷史節(jié)點。


　　三十年經(jīng)濟增長毀于一旦，1894年一場局部的可控制的戰(zhàn)爭讓中國人猛醒，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后，中國人并沒有怨天尤人，更沒有只記住仇恨，忘記教訓。知恥而后勇，中國人迅即踏上維新之路，向日本學習，重構(gòu)一個近代國家，這才是“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開啟，一個全新的工業(yè)化時代由此開始，而工業(yè)化必然帶來的社會變化、政治變化，對于那時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而言，似乎還沒有完全準備好。蔣廷黻就在這樣的歷史節(jié)點來到了這個世界。


　　蔣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陽一個農(nóng)村家庭。從他的祖父開始，蔣家在務農(nóng)的閑暇，做點農(nóng)村社會可以做的小生意，漸漸有了自己的一間經(jīng)營鐵器的店鋪。蔣廷黻的祖父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為人很文弱，早年不幸染上了煙癮。老二即蔣廷黻的二伯父在童年時代曾接受過教育，也曾想過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他們蔣家還從來沒有一個有功名的人，二伯父雖然致力于此，其結(jié)果卻屢試不中，名落孫山。


　　世代務農(nóng)的家庭要想走出一個有功名的人，必須經(jīng)過幾代人的積累，二伯父自己無望金榜題名，但讀書讓他開闊了眼界，知道知識的重要，使他決心讓下一代好好讀書，希望他的子侄輩能夠?qū)崿F(xiàn)這一代夢寐以求的理想。


　　蔣廷黻的父親排行老三，根據(jù)蔣廷黻的記憶，他的父親很有經(jīng)商才能，而且是一位民間領袖。蔣父晚年在當?shù)刈鲞^商會會長，屬于鄉(xiāng)紳，為地方精英，在家鄉(xiāng)享有極高威望，往往為鄰居排難解紛。蔣父還是一個務實的人，在洋務運動興起，工業(yè)化早期，特別是《馬關條約》之后國門洞開時期，他認為經(jīng)商是一種很好的正當職業(yè)，經(jīng)商可以致富，可以過上富足、快樂的生活，商人不再是傳統(tǒng)社會“四民”之末，而是社會進步的引領階級。按照蔣廷黻的說法，如果不是他二伯父極具主見，他和他的哥哥都會被蔣父安排到自家的店里學徒，將來做個生意人。蔣廷黻和他的哥哥后來有機會讀書，有機會留學美國，主要得益于他的二伯父堅定的意志，“希望他的子侄，能夠努力讀書求取功名”①。


　　1901年，中國在經(jīng)歷了義和團戰(zhàn)爭之后一切都在變。是年1月29日，正在“西狩”途中的清廷發(fā)布新政詔書，重新認同1895年以來的維新意識，重回1898年開啟的改革之路，“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②，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在全國漸次開展，蔣廷黻這代人的成長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或許因為大環(huán)境使然，蔣廷黻二伯父在這一年悄然辦了一所私塾，將蔣廷黻和他的哥哥蔣嶁，以及一些族人的孩子集中起來，并專門聘請了先生。此時盡管朝廷倡導新教育，但事實上，在邵陽這樣的地方，蔣廷黻兄弟的啟蒙教育依然是很傳統(tǒng)的，主要是念書、習字兩件事。


　　自家創(chuàng)辦的私塾條件有限，蔣廷黻兄弟在那兒讀了一年，1902年，就由其二伯父做主轉(zhuǎn)到附近一家條件更好的私塾。蔣廷黻的舅舅是這所私塾的先生。舅舅本身雖無功名，但他的父親卻是一個有功名的人，而且大家公認他很有學問。這所私塾有十幾個學生，蔣廷黻在這里的學業(yè)依然是念書、習字兩件事。不同的是，前一年在上一個私塾已經(jīng)熟讀了《三字經(jīng)》，在這兒開始念《四書》以及一些詩文。


　　蔣廷黻兄弟在這家私塾讀了兩年，二伯父又做主將他們轉(zhuǎn)到第三家私塾。之所以這樣頻繁轉(zhuǎn)學主要是因為各私塾老師水平差異，大致遵循從低到高循序漸進的過程。在第三家私塾，蔣廷黻兄弟開始學習《五經(jīng)》及《資治通鑒》，他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背誦經(jīng)書上。此外，習字仍然繼續(xù)，新增加的事情，就是作文。


　　舊的私塾教育確實枯燥無味，學生的目的就是為了科舉考試。然而，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政治變化太快，蔣廷黻經(jīng)過五年私塾苦讀之后，中國的科舉制度卻被廢棄。蔣廷黻不期然成為科舉時代最后的童生——他們沒有參加上科舉考試，但是他們卻系統(tǒng)接受了傳統(tǒng)教育，這對于他們后來的事業(yè)至關重要。幼年習字的童子功讓這一代人擁有科舉時代文人的儒雅，遠非后來新教育體制下一般讀書人所能達到的程度。死記硬背、囫圇吞棗式地閱讀四書五經(jīng)以及歷代重要經(jīng)典，對于這些學子來說固然殘忍，但與后來新教育背景下的人才相比，他們對古典的熟悉度，為傳統(tǒng)社會的最后一批，又是新時代新知識人中最具有古典情懷的一批人。與蔣廷黻同時代的蔣夢麟具有相同的經(jīng)歷，他在后來成為很有成就的教育家。蔣夢麟對死記硬背的私塾教育并不完全否定，他認為，“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書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書倒也有背古書的好處。一個人到了成年時，常常可以從背的古書里找到立身處事的指南針。在一個安定的社會里，一切守舊成風，行為的準則也很少變化。因此我覺得我國的老式教學方法似乎已足以應付當時的實際需要”①。


　　新時代與新世界


　　科舉制度是中國文明的一大創(chuàng)造，是文官制度的開始。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適當?shù)纳鐣�流動性保證了社會活力，下層社會通過某種方式躋身上層社會可以讓政治統(tǒng)治更穩(wěn)定。


　　科舉制度是一個并不太壞的人才選拔制度，國家并不對基礎教育進行人為干預，只是通過用人考試表達文化的方向。學在民間，因而使中國文明在過去時代一直保持必要的創(chuàng)造力。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工業(yè)革命的發(fā)生，極大提升了社會生產(chǎn)能力，需求更大的市場，西方勢力東來，終于將中國引向了變革之路。


　　從后來的觀點看，我們當然知道工業(yè)革命所需要的教育絕對不是科舉，不是蔣廷黻在私塾中熟讀的四書五經(jīng)，不是那些儒家的道理。中國學習西方步入近代，構(gòu)建自己的近代工業(yè)，理所當然應該像日本在明治維新初期那樣不遺余力創(chuàng)建自己的新教育。


　　然而，當十九世紀晚期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時，中國沒有這樣做。這里面的原因很復雜，但是一個明顯的傾向是，那時的知識精英、政治精英，錯誤地以為科舉制度類似于近代教育制度，所不同僅在內(nèi)容，而不在形式。因而從那時開始，中國人致力于“改科舉”，試圖將西方近代學術(shù)注入科舉考試，結(jié)果讓中國新教育的發(fā)生推遲了近半個世紀。1901年的新政，一個重要內(nèi)容就是新教育，然而由于科舉依然為取士的主要路徑，新教育的推展格外困難。1903年3月，張之洞、袁世凱建議朝廷逐年遞減科舉取士指標，直至最終廢除。在他們看來，“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于各國”①。


　　袁世凱、張之洞期望逐步減少科舉取士的員額，讓新教育盡快成長起來的想法固然善良，但效果不佳，各省學堂仍然困難重重。經(jīng)費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還是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并未專重學堂。而恰當此時，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在不到十年相繼戰(zhàn)勝歐亞兩個大帝國，事實教訓了中國人，必須踏踏實實學習日本，必須像日本那樣重建包括教育在內(nèi)的一套全新制度，漸漸成為朝野共識。1905年8月31日，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聯(lián)銜奏請“立�？婆e以推廣學�！�。②兩天后，朝廷批準了這項建議，科舉制壽終正寢，新教育終于獲得迅猛發(fā)展。


　　蔣廷黻的二伯父格外關注子侄輩的教育，原本期望他們在科舉的路上有所斬獲�，F(xiàn)在朝廷既然不再組織科舉考試了，那么讓這些子侄在舊式學堂、私塾中讀書也就毫無意義了。國家必須改革，學子也必須根據(jù)變化了的情形調(diào)整自己的方向。鑒于朝廷的新政策，1906年春，蔣廷黻二伯父毫不猶疑地將蔣廷黻兄弟送往省城長沙接受新教育。③


　　長沙是湖南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此時的長沙已經(jīng)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許多商店陳列著五光十色的外國貨，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趨向于洋化。


　　在長沙，蔣廷黻兄弟就讀的第一所學校為明德小學。明德小學分小學與中學兩個部分，課程設置與蔣廷黻兄弟在鄉(xiāng)下私塾很不一樣，有國文、數(shù)學、修身、圖畫、自然、體育，這是全新的教育體制，因而蔣廷黻兄弟只能從頭開始，重回低年級就讀。


　　蔣廷黻兄弟在明德小學只讀了一個學期，二伯父就認為這個學校虛有其表，英語、數(shù)學水平不夠好。二伯父認為，所謂新教育，就是英語與數(shù)學，這些知識起源于西方，因而西方人辦的學校在這方面一定比中國人辦得好。二伯父已經(jīng)預感到一個新中國終將誕生，沒有英語、數(shù)學，在新中國將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更不要說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了�；�于這樣的認識，蔣廷黻兄弟在二伯父的安排下，于1906年秋季開學時轉(zhuǎn)至美國長老會設在湘潭的益智中學，開始接受比較西方化的近代科學教育。


　　在明德小學、益智中學那幾年，正是中國政局急劇動蕩的年份。明德小學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有關聯(lián)，校園里充滿著革命氣息。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興奮，湖南人的自負、激進，體現(xiàn)在這句名言中：“中國若是德意志，湖南定為普魯士�！笔Y廷黻此時年齡雖小，但在革命氣氛感染下，也清楚地意識到：“所有中國青年都應該努力用功，以備將來為國犧牲。”①中國必將發(fā)生巨變，青年應該為巨變做好準備，迎接新世代，擁抱新世界。


　　在益智中學，蔣廷黻與外國教師有密切接觸，系統(tǒng)接受了近代科學的洗禮，五年時間一直有算數(shù)、代數(shù)、幾何、英語、西洋史等課程，從而使蔣廷黻對世界，對知識建立了全新的認識，漸漸萌生并堅定了留學西洋的信念。


　　1911年春天，蔣廷黻不幸染病。在患病的幾個星期里，益智中學的外國老師林格爾夫人像護士一樣照看著他，并在夏季陪同蔣廷黻至牯嶺避暑，藉以休養(yǎng)。在牯嶺，蔣廷黻通過林格爾夫人結(jié)識了更多的傳教士，并最終答應林格爾夫人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


　　在牯嶺療養(yǎng)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風起云涌的關鍵時期。蔣廷黻此時年齡不過十六周歲，但受革命風潮的影響，相信中國實在需要一場革命，而且相信革命很快就會到來，并且一定會成功。林格爾夫人以及其他傳教士認為革命很危險，往往建設少破壞多，中國應該盡量避免革命，減少破壞。


　　蔣廷黻的預感是對的。秋季開學不久，武昌起義爆發(fā)，湖南很快受到直接影響，林格爾夫人擔心革命可能要持續(xù)一段時間，因而決定暫時關閉學校，返回美國一段時間。


　　林格爾夫人的思考啟發(fā)了蔣廷黻，他由此想到了法國和美國革命，任何一場革命都是一個漫長階段，如果蔣廷黻繼續(xù)留在中國，那么他可能會因為這場革命而耗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的時間，靜待革命過去再讀書�；�于這樣的分析，蔣廷黻請求林格爾夫人回美國時將他帶去讀書，待革命過后再回中國。


對于蔣廷黻的請求，林格爾夫人爽快答應了，他們一起順流而下趕赴上海，并在那兒辦理護照，準備衣服，等待船票。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清政府與南方的革命黨以及反叛的新軍達成妥協(xié)，一場貌似需要數(shù)年的革命迅即結(jié)束。形勢突變讓林格爾夫人放棄暫時返回美國的計劃，而蔣廷黻卻義無反顧只身前往大洋彼岸。那是一個陌生的新世界，又是蔣廷黻熱切向往的新世界。


以史學參與歷史創(chuàng)造


　　一路奔波，一路辛苦。蔣廷黻經(jīng)日本抵達檀香山。1912年2月11日，蔣廷黻乘坐的輪船抵達舊金山，并從那兒登岸，然后通過基督教青年會聯(lián)系，密蘇里派克維爾派克學堂允許蔣廷黻入學。


　　派克學堂是一所半工半讀的學校，蔣廷黻在那里一邊讀書，一邊做工，做工的收入充膳宿費。后來，蔣廷黻也到附近教堂、民間團體演講，多少也有一些收入。演講的內(nèi)容大部分都是他的家庭、在中國的讀書情形。


　　1913年，蔣廷黻獲得了湖南省省長獎學金，數(shù)目可觀，每月八十美金。有了這筆收入，蔣廷黻資助他哥哥來美國留學。1914年秋，蔣廷黻離開派克維爾，前往俄亥俄歐柏林學院。


　　蔣廷黻轉(zhuǎn)學歐柏林學院的時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國際形勢正在發(fā)生急劇變化。戰(zhàn)爭開始，蔣廷黻對交戰(zhàn)雙方不偏不倚，但隨著時間推移，他漸漸同情英法比。戰(zhàn)爭進行到第二個年頭，蔣廷黻在歐柏林加入后備軍官訓練團，并熱切期待進入美國軍事訓練營，或西點軍校，但因為視力不適宜于當兵，蔣廷黻漸漸放棄這一想法，繼續(xù)留在歐柏林學院讀書。


　　此時，中國政治也處在急劇變化重組中�！熬戎袊�”的念頭也一直潛伏在蔣廷黻的意識中，時隱時現(xiàn)，他如饑似渴選修多門自然科學課程，接受了嚴格的科學方法訓練。這些訓練不是死記硬背教科書的條文、公式、規(guī)律，而是觀察世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訓練讓蔣廷黻終身受用。他后來“從事歷史研究時，堅持從史料中得出結(jié)論，憑史料說話；從政后，也極重視實際觀察，不少問題表現(xiàn)了獨立識見”①。


　　廣泛的閱讀，特別是對歐美文學、歷史的閱讀，使蔣廷黻的思想認識也在漸漸變化，對于未來職業(yè)也悄悄有了不一樣的想法。他開始認為，辛亥革命給中國帶來了巨大變化，革命似已成功，但卻正如后來事實所顯示的，革命后果造成軍閥割據(jù)。中國連綿不絕的內(nèi)戰(zhàn)所引起的各項問題深深刺激了蔣廷黻，他漸漸覺得應該從歷史上尋找中國問題的出路，從歷史上說明這些變動背后的深層原因。然而，歐柏林學堂的歷史課讓蔣廷黻相當失望。他覺得，歐柏林歷史系的課程設置不能有助于他將來在中國從事政治工作。上課時很枯燥，但蔣廷黻私下卻讀了許多德意志、意大利的歷史，對俾斯麥、加富爾、馬志尼等人的政治經(jīng)歷、政治思想崇敬、景仰，希望將來有一天學成歸國能夠有機會像這些政治家那樣從事現(xiàn)實政治，引領中國的進步，創(chuàng)造歷史，建設一個富強文明民主的新國家。


　　蔣廷黻在歐柏林的四年大學，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相始終，對于威爾遜總統(tǒng)領導各國反對同盟國，以及同情中國學生，蔣廷黻發(fā)自內(nèi)心表示認同，他相信國際正義一定能夠戰(zhàn)勝邪惡，相信中國如果能夠很好把握住這個歷史機遇就一定會改變先前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政府在戰(zhàn)爭接近尾聲時宣布參戰(zhàn)，并與協(xié)約國達成一項協(xié)議，同意招募十五萬勞工前往法國。與此相配合，中國學生青年會也募集一批志愿者前往法國戰(zhàn)地勞工營中鼓勵士氣，蔣廷黻接受邀約參加了這項工作，并于1918年夏橫渡大西洋來到法國。


　　在巴黎和會召開期間，蔣廷黻數(shù)度赴巴黎，通過各種方式關切中國問題在和會上的進展。他對和會將山東權(quán)利轉(zhuǎn)讓給日本深感震驚，像許多中國知識人一樣，對一向主張全世界人民自決的威爾遜實在不解。


　　離開法國前，青年會召集所有在軍中服務的人員開會，討論法國工作經(jīng)驗與未來中國工人福利問題。討論的結(jié)果，產(chǎn)生了一個集體教育運動。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為晏陽初。晏陽初認為，要想提高識字率，就必須極大簡化漢字，教育家應該找出一千個最習用的字，以便工人可以在三個月學會。晏陽初后來回國繼續(xù)了此項實驗，此即后來“平民教育運動”的緣起。①


　　1919年6月9日，蔣廷黻與晏陽初等同乘海輪離法赴美繼續(xù)求學。②晏陽初返回耶魯大學，蔣廷黻則進了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哥大是蔣廷黻留學西洋的最后目標，他在國內(nèi)的時候就曾期望進入這所名校。


　　剛進哥大時，蔣廷黻曾想專攻新聞，想成為中國報界大亨，以言論左右中國政治。但當他真的進入新聞學院讀書之后，漸漸感到新聞專業(yè)對政治的理解太過表象，無法深入。為了左右政治，必須懂得政治；要想懂得政治，必須專攻政治科學。一個學期后，蔣廷黻改修政治。但是不久，蔣廷黻又發(fā)現(xiàn)政治科學的局限性，政治科學所講的政治，是理論的而非實際的。他的結(jié)論是，要想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入手。有了這層覺醒，蔣廷黻又從專修政治改為專修歷史。


　　在哥大，蔣廷黻的歷史觀逐漸成形。在這個過程中，給蔣廷黻深刻思想影響的教授很多，但影響最大且對蔣廷黻畢生歷史觀具有決定意義的無疑首推沙費爾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沙費爾德在哥大講授“歐洲發(fā)展史”，詳細描述了歐洲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向外擴張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西班牙人占領了南美，英國人統(tǒng)治印度，十九世紀末歐洲人瓜分非洲。這些既成的歷史事實毋庸置疑，但問題在于，歐洲人向外擴張的哲學基礎是什么，是對還是錯？利益、政治力量、傳教、昔日的英雄主義等，在這些擴張進程中各自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歐洲人將自己的文明帶到新發(fā)展的地區(qū)，另一方面，歐洲人也從占領地區(qū)學到了許多新事物，開始了解歐洲之外的新動物、新植物和新社會。這些社會都有自己的傳統(tǒng)、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有些雖然不如歐洲，有些的確很好。因此歐洲人在知識方面能夠有機會和歐洲之外的地區(qū)進行比較，并能對整個人類生活和物質(zhì)實體及現(xiàn)象有所了解。如果說歐洲人不向外發(fā)展，科學的新生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法國的革命哲學，如果不是因為歐洲人進入其他社會，也不會發(fā)生，盡管這些歐洲人新進入的社會有些非常原始，有些相當古老。但正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融合，刺激了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