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成為我母親之前
我母親有個秘密。
我知道莎拉·岡卡茲出生在波蘭，是十一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而且她是一個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我有一個姨媽還活著，但我們曾經(jīng)龐大的家庭里其他人的情況，甚至包括他們的名字我卻都一無所知。
在我母親少有的幾次回顧過去的時候，她會告訴我們她是作為一個英俊的美國士兵的新娘來到美國開始新生活的。我喜歡聽她的故事，尤其是因為我的哥哥們和我在故事里是主角�？僧敃r還是孩子的我，對這個故事也不盡信。我母親用一個完美的結局替代了一個未講述的故事。從幸存者莎拉到幸福的美國家庭主婦和母親莎拉，如此迅速、如此完全的轉變看上去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她在1939年被外星人擄去，然后1946年在紐約安了家。
過去的莎拉去過什么地方？集中營里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她的手臂上為什么沒有被刺上一個號碼呢？
我無人可問。我從未跟我的哥哥們或我的父親談過這個話題。在這些問題提出之前，母親的沉默似乎就能夠把它們全部吞沒。如果有人——一個新認識的朋友，或一個不小心的親戚——偶爾誤入了這個禁區(qū)，問起了莎拉在戰(zhàn)爭期間的事情，她會把臉轉過去，好像她剛剛被人扇了一記耳光。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拒絕談往事，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很愿意傾聽。我有些朋友，他們的父母能夠不停地說過去的事情。夠多了，我的朋友會說，我們已厭倦了扮演安妮·弗蘭克（AnneFrank）。
我仔細看過她梳妝臺上的舊照片，它們是黑白的，靜靜地像哨兵一樣站在那兒。其中我最喜歡的是一張年輕莎拉的漂亮的側面像，她正凝視著一個年紀更大點的女子：“我的朋友艾拉·格特納�！蔽业哪赣H告訴我，可是她沒有告訴我細節(jié)。她們在哪兒認識的？后來艾拉·格特納怎么樣了？莎拉濃密而富有光澤的頭發(fā)如瀑布般垂在背上，高高的顴骨折射著光芒，就像我最喜歡的凱瑟琳·赫本（KatherineHepburn）、克勞黛·考爾白（ClaudetteColbert）、莫伊拉·希勒（MoiraShearer）和艾琳·鄧恩（IreneDunne）演的老電影里讓人無法不著迷的天真少女一樣。艾拉與之相比就沒那么漂亮了，但是她的帽子翹起的樣子卻頗有些大膽和老成，而且她與我母親交織的眼神非常迷人。
當然了，盡管莎拉盡了最大努力，她卻無法在我們的現(xiàn)在和她的過去之間建起一座無法穿透的墻，一層霧不知不覺地滲入了進來。1961年在電視播放對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的審判時，她坐在電視機前，接連看了好幾個小時，一支接一支地抽煙，面無表情，一言不發(fā)。她讀了所有有關大屠殺的書，看了所有有關大屠殺的電影，每年大屠殺的紀念日她都會紀念，只不過默默地，私底下地，好像我不在旁邊看著一樣。
我以為等我也做了母親她也許會讓步。我決定了，等我的孩子大到會提問題時，我們就試試。后來我的女兒準備一個有關家庭歷史的學校作業(yè)時，想采訪她的外祖父母。當時的場景非常理想：我們很舒服地在我爸媽的客廳里坐著，碗洗好了也放好了，沙發(fā)的靠墊也弄平整了，玩具也收拾好放在柜子里。我的父親非常合作，他對三十年代紐約的回憶形象生動，令人遐想。輪到莎拉時，她開始坐立不安起來，扭來扭去找不到一個舒適的位置。她講了幾件無關緊要的軼事，比如她唯一的絨布娃娃玩具，她的朋友圈，以及她們的學校制服等。這些我都聽過。但是那時候她的不適開始劇烈起來；一直困擾她的關節(jié)炎和腰疼打斷了她，她只得站起來，四處走走，這樣她暫時的、慌亂的回憶停了下來。她守住了她的秘密。
所有這一切在1991年的一天結束了。那天將永遠改變我眼中的她，同時也將永遠改變我的生活。
莎拉正要住進醫(yī)院，她前一個周末是在我家度過的。她在以色列旅行時新的癥狀變得嚴重起來。突然之間耶路撒冷的山變得太陡了，她爬不動了�；氐郊~約后她得知她需要進行三重心臟搭橋手術。
她時年六十七歲，戒煙后的第一個星期她十分痛苦，而且她的手因為沒有往常的香煙，看起來空空的。我看得出來她準備說再見了。那是一個優(yōu)美的夏日，我們剛剛吃好午飯，我正一人獨坐著。她走出來，坐在我身旁。我看見她手里拿著一個紅色的紙板盒子，這盒子以前是裝我舊時玩過的快速拼字游戲的。
她把盒子端給我，說：“這應該是你的�！�
她的珠寶，我想。
不是的。我在盒子里發(fā)現(xiàn)了一個小小的、很舊的褐色皮制文件夾，如一本平裝本書大小。里面是數(shù)百封信、明信片和紙片，一些字寫得小而擠，很難辨認，一些則是漂亮的斜體字，還有一些是用鈍頭鉛筆在不規(guī)則的紙片上匆匆寫就，所有的這些都細心地收好了�！斑@些是我在集中營的信。”她說，并把它們在我面前攤開。明信片和信還有照片鋪滿了桌子，舊紙張的味道升騰起來，彌漫在夏天的空氣中。
“你想知道什么？”我的母親問道。
于是我開始問了。
問題一個個胡亂地冒了出來。她去過什么地方？誰寫的這些信？她怎么保存下來的？這些人現(xiàn)在在哪？我的母親盡她所能地回答我，她的聲音里是久未提起的人名和地名。
很快她就累了。我們一起把這些信件放回到保存它們如此之久的盒子里——不過現(xiàn)在這個盒子是我的了。
我母親的信不僅僅填充了她過去的地圖的一個空白，它們還帶來了鮮活的她——還是個少女的我的母親——它們同時把我們的親人們從陰影中帶了出來，在戰(zhàn)爭中逝去的外祖父母、姨媽們、舅舅們和表親們。
這些信件是由八十多個不同的人所寫。它們講述了一個家庭，一個城市，以及一個由政府精心組織、企業(yè)支持的奴隸體制的故事。只有最初的幾張明信片是用波蘭語寫的；其余的通信都是用德語寫的，只有極少的捷克語和依地語。有些標記看來十分明顯，如“z”形的簽章，表明曾被檢查員審閱（德語的審閱是zensielt）過，但其他的則需要認真研究才知道它們后面的秘密。其中有幾十封漂亮的手繪生日卡，有些上面寫著詩和奇特的花以及兒童的圖案。我委托他人把它們譯成英文。我非常沒有耐心；每件譯稿的到來都讓我十分激動，好像這些信件是昨天才寫的，而且是寫給我的。我發(fā)現(xiàn)了艾拉·格特納的信，她的筆跡醒目獨特，一如她的照片。還有幾封偷偷帶進集中營的情書，是由一個叫哈利的追求者寫的，我一直都不知道有這個人的存在。我仍住在布魯克林的羅斯姨媽，也變成一個不同的人了。而我母親梳妝臺上褪色的照片，現(xiàn)在也煥發(fā)出盎然生機。
我母親和我一起讀著這些信。她幾乎和我一樣需要看英文版本；戰(zhàn)爭結束后，她能流利地說和書寫德語，而且除了自己的兩門母語波蘭語和依地語外，還略知一點俄語和捷克語。但在1946年她就不說這些語言了。她的波蘭語和德語能力已經(jīng)退化到閱讀都有很大困難了，況且她生硬的翻譯還受到情緒的阻礙。聽著她熟悉的聲音發(fā)著那些奇怪的音節(jié)，我感覺就像是有人施了古怪的法術，假冒了我的母親。
我們不停地聊著。她容忍了我的問題和我的錄音機，告訴我一件又一件事情，仿佛分享她的記憶的限制從未存在過一樣。她是第一次講這些故事，而我則是個饑渴的傾聽者。
在我想象中，母親作為囚犯在一個納粹集中營里經(jīng)歷了相對較短的苦難，可結果卻是幾乎長達五年的、在七個不同的勞動營的奴役（在此書附錄里有莎拉的七個集中營的完全列表）。她是來自波蘭西部約五萬奴隸——年輕健康的猶太男女——中的一員。他們是施梅爾特組織（OrganizationSchmelt）手中的珍貴財產(chǎn)，這個組織是納粹入侵波蘭后不久成立的，為納粹黨衛(wèi)軍的分支。
戰(zhàn)爭的最初幾年里產(chǎn)生了數(shù)以百計的勞動營，往往隸屬于德國企業(yè)擁有的建筑項目或工廠，條件不一而足，不過在莎拉的集中營里，他們穿的衣服都是從家里帶來的。與奧斯維辛的囚犯不一樣的是，這些人身上沒有被刺上號碼。這些猶太人是要留著性命的，至少要完成當日的工作。他們被迫與自己所愛的人分離，他們挨著餓，在無法想象的條件下進行超長時間的勞作，他們睡在人滿為患、缺乏供熱和換氣設備的木頭房子里，而且他們時刻活在恐懼中——但是納粹卻為他們傳送郵件。信件和包裹都是允許的，甚至是提倡的，好像他們不是囚犯，而是第一次離開家去野營的人，而納粹們也愿意告訴那些焦慮的父母們一切都好。不過到了1943年夏天，所有的普通郵件全停了。
施梅爾特組織在歷史上是個并不重要的腳注。相對而言，關于納粹官僚和猶太領導人以及德國企業(yè)的合作關系較少見諸文字。正是這種關系把成千上萬的人從波蘭上西里西亞東部（EasternupperSilesian）地區(qū)誘拐而來。甚至很少有書提過阿爾布萊切特·施梅爾特（AlbrechtSchmelt）的名字，他是該組織的總建筑師，這個迅速擴張的奴隸貿(mào)易讓他發(fā)家致富，也藉他而得名。能接受郵件的猶太人勞動營的存在幾乎無人知曉，它們的具體方位也幾乎被遺忘——除了那些曾在那兒被囚禁過的人們。
這也并不讓人覺得奇怪：倘若要描寫這些筑建在地獄外沿而不是地獄中心的地方，可能會影響世人對奧斯維辛傷痛之地的了解。在施梅爾特的集中營里，沒有毒氣室，沒有焚尸場，也沒有人數(shù)眾多、形同鬼魅的瑪索爾人（Musselmen），他們是奧斯維辛常見的行尸走肉，在奧斯維辛，人平均的存活時間是三個月。
因為死亡集中營的條件要惡劣許多，有時甚至在幸存者之間不經(jīng)意地會有一種攀比意識�！班�，你的母親在勞動營啊。”一個幸存者告訴我，不以為然地揮揮她的胳膊，正好足以讓我看見她前臂上刺的數(shù)字。我當時在給她看母親的一些信�！拔以趭W斯維辛，”她大聲說道，“在奧斯維辛我們絕無可能有那樣的信件。”她在匈牙利的家里一直待到1944年，她大部分的家人都幸存了下來。我問她在奧斯維辛待了多久�！八奶�。”她淡淡地說。
在奧斯維辛待了四天……在七個不同的勞動營待了五年。我的母親失去了她的父母、姐姐、哥哥、外甥和外甥女、表親：她失去了大家庭中至少四十個成員。我不想比較。有些苦難的深度是無法測量的。
我更欣賞談到這個話題時莎拉和她的朋友們發(fā)出的沙啞的笑聲。“我父親很有錢的，他把我送到營里住了兩年！”喝咖啡時古希亞吹噓說，笑著敲著桌子�！肮�！”莎拉嘲笑地哼了一聲，“我的父親比你父親有錢多了——他把我送到營里住了整整五年！”
莎拉的勇氣和膽量堪比一個檔案保管員的本能。五年以來，冒著遭受嚴厲懲罰的危險，她把所有的信件都藏好，不讓集中營的守衛(wèi)發(fā)現(xiàn)。通過創(chuàng)建一份自己苦難的紀實寫錄，她同時也是在延續(xù)著一個亙古即有的為群體災難做編年記載的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可追溯至古老的《圣經(jīng)》。在整個歐洲的猶太人區(qū)和集中營里，人們書寫著，保留著第一手的見證和其他文件。人們舉行比賽鼓勵個人編年史和日記的撰寫�！靶值軅儯瑢懴履愕囊磺兴�見所聞吧，”歷史學家西蒙·都布諾（SimonDubnow）在離開里加（Riga）的猶太人區(qū)時這樣呼吁。“把一切都記錄下來！”在埋在華沙猶太人區(qū)的牛奶罐里，在扔在奧斯維辛悲慘的土地上的容器里，檔案被細心地藏了起來。與戰(zhàn)后許多目擊證人的證詞形成反差的是，這些原始材料不會受到捉摸不定的記憶的影響。在很多情況下，它們的創(chuàng)建者已然逝世，而它們卻依然留在世間。
莎拉的信件就是點滴的時間，是白發(fā)的傾吐，帶著走形的真實生活，它們的情感是真切的，未加過濾的。它們從未觸及世界大事。由于不聯(lián)系背景就無法閱讀，我在講述我媽媽的故事時加了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識。德軍的前進和美國的參戰(zhàn)，意大利的勾結和背叛，爭奪太平洋的戰(zhàn)役——從未有通訊記者提到過這些，他們也不見得對這些故事有多知曉。他們只對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有限的觀察力。這是一個充滿了隱晦的謠言和不確定的祈禱的世界。這些私人信件編織的是一個戰(zhàn)爭的情感史，一個交雜著恐懼、寂寞和絕望的復雜的賦格曲，總是會回到明天的希望的主旋律上。
“你知道我為什么寫這么多嗎？因為只要你在閱讀，我們就在一起�！彼�的姐姐瑞澤爾·岡卡茲如此寫道。一紙書信，承載的卻是鮮活的親情。一旦莎拉得到了這些信，她就必須留著它們，因為給莎拉信的就是她所愛的人，就是愛她的朋友和家人。所以她在列隊時把信藏起來，把它們交給信任的朋友，把它們扔到房子底下，甚至把它們埋在地里。保留這些書寫的文字——這一點就足以讓她輕易地喪命——與挽救她自己的生命有著直接的、不可分開的聯(lián)系。我開始理解她的邏輯了：她為保留信件所冒的險與她失去信件后面臨的終極危險是無法相比的，因為那樣的話，她將會失去活下去的動力。
我從許多幸存者那里聽說過關于家里來信的辛酸的故事。我母親的朋友薩臘在解放后染上了嚴重的傷寒，于是把她的信件委托給了一個幾乎不相識的人，此人許諾在她住院期間會妥善保管信件。醫(yī)生們告訴薩臘，她在譫語狀態(tài)時曾不停地跳起來狂亂地在床底下找她的信。當她身體復原后，那個人卻已不知所蹤，她的信自然也就不見了。丹柯，一個七十好幾的女士，在告訴我解放后她的舊箱子被俄軍士兵偷走時，看上去就像一個年輕的女孩，淚水在眼睛里打轉。因為她的舊箱子里裝的是她的父母寫給她的信，以及她在戰(zhàn)爭期間寫下的詩句�！八麄円詾槔锩嬗惺裁囱�？”她傷心地哭著。珠希在一次恐怖的集中營檢查時失去了她的信件，當她看見1944年寫給我母親的生日卡上自己的字跡時，她簡直不敢相信：“你母親是怎么做到的？”她驚異地問，“你怎么會有這些的？看看，你母親是多么聰明，多么勇敢！”
在初次發(fā)現(xiàn)母親的信件十年后，我們有過一次熱烈的家庭辯論，有關我們是自己留著這些原始的信件，還是把它們托付給圖書館。為了表明他的看法，我的父親說他也有一箱子信：他在戰(zhàn)時與他的朋友及家人的通信。“它可比芭比（Bubbe）的要大�！彼�自豪地說。
這個箱子確實更大。里面有我父親寫給他的兄弟和姐姐的熱情洋溢、充滿樂觀的報告，也有寫給他軍隊里的好友的信，甚至還有他打給我奶奶的調皮的電報，講的是他的婚禮計劃。正當我著手給這些新來的文件分類時，我發(fā)現(xiàn)了另外五十六封信，是在戰(zhàn)爭期問寫給我母親的。其中十二封來自艾拉·格特納。
同時還有一份真真正正的寶物：我母親從1949年10月開始記的日記。在這之前，我對年輕的她的認識僅僅來自于她的朋友和家人的信件，以及她的回憶。但是現(xiàn)在莎拉來到了舞臺的中問，記錄著她五年歷程頭幾個星期的點滴。我看見了十六歲的她，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盯著眼前陌生的場景，估量著自己的將來，心里很敏銳地感覺到自己需要什么東西，可是無法明白說出來。
很多年后，我問我母親那天她把信件交給我時，她心里有什么期望�！皼]什么特別的，”她說，“我不想你以后才找到它們。我希望你能親手從我這里拿到這些信，得到我的祝福。這樣的話，我能告訴你我想要什么，告訴你你想怎么處理它們都可以。這就是我把它們給你的原因。”
我并非第一個在父母痛苦的回憶后面追尋隱藏的真相的孩子；也不是第一個不得已感到過去長長的陰影是如何影響我自己的身份和信仰的——這可以給我稍許安慰。這對我們兩人而言都是一個自我發(fā)現(xiàn)的過程，雖然執(zhí)筆的人是我。這些信讓我們懂得了母親和女兒的關系，教會了我們友誼和笑聲的力量，以及在最不尋常的條件下，生命和愛的執(zhí)著。
這，便是我母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