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特征，在國際海運領域反映得突出而充分，具體表現為國際海上運輸法律制度的多元共存。
不同的國際海運公約，共同參與構建了當今世界海上運輸的法律制度體系。其中，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則是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及核心內容。研究和了解這些國際公約，是學習海商法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對于已經開放和走出去的中國各相關業(yè)界，也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迄今為止，關于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無論是國內外的海商法教材還是專著，基本上都只是在涉及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的相關章節(jié)中做些簡略的介紹，而鮮有將其集中作為一個獨立的專題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和論述。
本書專以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為對象，通過對該公約體系進行全面和系統(tǒng)的研究，力圖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這一公約體系中各相關公約的結構特征和內容實質；通過對比和分析各公約的核心內容及特點，深入理解各公約條文的規(guī)定及其內涵，以及它們對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實踐的作用和對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影響。
本書將結合國際航運的發(fā)展、制定各相關國際海運公約的背景和過程，以及這些公約的主要內容等，對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的特點進行綜合、分析和比較；從歷史、行業(yè)、公約的調整對象和利益的角度，對各公約及其內容進行分析和評價。
本書除了論述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在海商法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外，另以業(yè)已生效的三個重要的國際公約即《海牙規(guī)則》《維斯比規(guī)則》《漢堡規(guī)則》為重點，逐一研究考查和分析這些公約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內容；以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為主線，對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統(tǒng)一化的發(fā)展脈絡和趨勢進行了分析討論。同時，還系統(tǒng)考查和介紹其他幾個尚未生效的相關國際公約，以及幾個在國際海運實踐中較具影響力的民間規(guī)則。并且綜合當前學界和業(yè)界開展的研究，概要介紹了各方對《鹿特丹規(guī)則》的評價和觀點。
本書希望能夠引起業(yè)界和學界同人對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的重視和研究興趣，并對建立關于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的總體概念，以及客觀地認識和評價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統(tǒng)一化有所啟迪。
一、貨物運輸公約是海運公約中的主體
國際海上運輸，包括貨物運輸和旅客運輸兩個部分。如今，在國際海上旅客運輸方面，除了一些短途的海上旅客運輸或島際之間的海峽渡輪旅客運輸，以及純粹以旅游為目的的國際豪華游輪的客運項目外，國際的海上旅客運輸基本上已經被跨洋飛行的航空運輸所取代。而海上的國際貨物運輸，如今則仍然承擔著世界貿易中約90%的貨運量，是國際貿易中不可替代的主要運輸方式。由此可見，在現代國際交通運輸全球化發(fā)展的大趨勢中，基本形成了這樣的運輸格局，即國際旅客運輸以空運為主，國際貨物運輸以海運為主。
目前，國際海上運輸公約和各國關于國際海上運輸的法律規(guī)定，對于海上的貨物運輸和旅客運輸通常都是分別單獨規(guī)定的，對這兩種運輸所實行的是兩套相對獨立的法律制度。因此，與之相對應，按照其調整對象的不同，國際海上運輸公約總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即關于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的公約及關于國際海上旅客運輸的公約。
迄今為止，世界上關于國際海上旅客運輸的公約數量比較有限，其體系結構單一，即主要是由《1974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運輸雅典公約》和分別修訂《1974年雅典公約》的1976年、1990年和2002年的議定書所組成的“雅典公約體系”。
隨著國際海上旅游業(yè)的發(fā)展，近年來，國際海上豪華客輪旅游成為一個越來越熱門的行業(yè)。關于這一方面的法律制度，也已經成為國際海商法學者們關心和研究的一個重點。
相比之下，關于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的公約數量則較多，比如，現在已經生效的有《海牙規(guī)則》《海牙—維斯比規(guī)則》《漢堡規(guī)則》；尚未生效的有《國際貨物多式聯運規(guī)則》《鹿特丹規(guī)則》；還有一些其他相關的國際公約和一些屬于民間性質的規(guī)則等。所以無論是海上貨物運輸公約體系，還是圍繞這些公約所形成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體系，都比較復雜。同時，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對于與海上貨物運輸相關的國際貿易，以及銀行、保險等其他相關行業(yè)的業(yè)務流程、交易習慣、法律規(guī)定等亦有重要的相互影響。
因此，無論是數量還是其實際的影響，關于海上貨物運輸的國際公約都是國際海運公約的主體部分。
二、研究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的意義
研究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單從學習研究和掌握運用海商法的角度來看，至少有以下作用和意義：
調整船貨雙方權利、義務、責任與豁免法律關系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是海商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被譽為海商法體系的基礎。海商法中的其他各種制度多是圍繞貨物運輸活動的開展而形成的。這些制度多以海上運輸法律制度為基礎，或與之相銜接，或受之影響，從而服務和服從于海上貨物運輸的法律制度，如船舶碰撞責任、海難救助、共同海損、海上保險、賠償責任限制……
作為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的規(guī)定直接涉及海商法體系基礎中最核心的內容。因此，研究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對于學習和研究國際海商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
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是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的一個重要淵源，同時也是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相較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的其他法律淵源，如相關的國內立法、多邊協定、雙邊協定、國際慣例等，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的影響更大、更廣泛。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中所規(guī)定的內容調整的是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的合同關系，涉及的則是國際社會尋求統(tǒng)一世界各國在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中的核心問題。從學習和研究相關的國際海運公約入手，是學習國際貨物運輸法的一個非常有效的和必要的途徑。
世界上現存的每一部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都是國際社會為統(tǒng)一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歷史性成果，對世界各國的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和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實踐有重要的影響和示范效應。尤其是其中那些已經生了效的國際公約，這種作用更加明顯。由于這些國際海運公約在歷史沿革中存在一定的相關性或內在聯系，而且世界各國的相關立法基本都是在某一個國際海運公約的框架結構內或基礎上，選擇或采用了某一公約中的規(guī)定或其中的某些規(guī)定、原則甚至具體內容，因此，作為一種對照的標準和參照系，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也是學習和了解別國相關法律制度的鑰匙和捷徑。
經過各國的司法實踐、業(yè)務交流和學術研究等的長期積累，使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中的一些措辭、用語和相關規(guī)定等被賦予了特定的含義，并在世界范圍內逐漸達成了共識，已經成為與國際貿易和國際海運相關的各業(yè)界、法律界和學界之間進行相互溝通、交流的共通語言。這些公約中的不少定義、用語等都被賦予了確定的內涵，代表著特定的意思；不少制度和條款都被固化為統(tǒng)一格式化的表達方式，并被作出相同或相似的解釋或被同樣地適用，如承運人、托運人、船舶、貨物、海上風險、管貨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適航條件、免責事項中的各項內容……因此，在具體實踐和應用中，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中的規(guī)定便成為相關各界溝通和交流的共同語言。
研究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也是從事國際貿易和運輸實務交流的需要。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涉及不同的國家和地區(qū)，具有很強的非常廣泛的國際性。因此，無論是學習、研究海上貨物運輸法還是從事具體實務，不但應該學習和了解本國的相關法律和本國已加入的國際公約，還應該了解本國沒有加入的相關國際公約，特別是其中涉及國際貨物運輸的公約。因為在與不同國家和地區(qū)之間進行的業(yè)務交往及具體的運輸和貿易實踐中，有時可能會涉及對不同國際公約的適用。
同時，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所代表的法律制度與同海運相關業(yè)界的相互作用明顯。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與國際貿易、國際銀行結算、國際海上保險等行業(yè)之間的關聯性很強，聯系密切。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所規(guī)定的法律制度，與調整那些國際海運相關行業(yè)關系的法律制度之間的相互銜接和影響明顯而深刻。在這些聯系密切的各相關行業(yè)中，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及其發(fā)展和變化，對其他各行業(yè)中的法律制度、業(yè)務流程、交易實踐等的影響顯得尤為突出和重要。
另外，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對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具有深刻影響。在有海運參與的國際貨物多式聯運中，海運通常都是整個運輸過程中的主要環(huán)節(jié)，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各種運輸方式則多是作為海運方式的輔助手段而與之相銜接。在由多種運輸方式共同接續(xù)完成的國際貨物多式聯運的過程中，調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的法律制度對國際多式聯運法律制度的整體作用和影響，顯得突出和重要。
當然，學習國際海運公約的作用和意義可能并不僅限于上述幾點，人們還可以作出其他的總結。
三、與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相關的知識
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海商法，都是一個龐大而豐富的法律體系。包含的內容如此浩繁、復雜，以至于其中的每一項制度都可以作為一個單獨的研究對象。
首先，影響國際海運公約的因素眾多而復雜。作為海商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是實踐性很強的充滿活力的法律制度。它歷史悠久而又與時俱進，不斷發(fā)展；它源于實踐，服務實踐，指導實踐；與世界經濟、國際貿易、運輸工具、運輸業(yè)務、科學技術等的發(fā)展聯系緊密，息息相關。
其次，通過各國對特定國際海運公約的態(tài)度選擇，可以反映出相關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fā)展的程度及其利益訴求。各國參與制定國際海上運輸公約的博弈過程，以及各國對某一部國際海運公約的態(tài)度選擇，都體現和反映著本國的利益訴求和政策導向，并與特定國家或地區(qū)在特定歷史時期內自身經濟結構的特點相適應。
作為海商法中一門獨立的學科，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涉及的面很廣，問題很多，也很復雜。深入研究和理解國際海運公約，只了解公約的條文還遠遠不夠，還需要了解和掌握公約調整的對象和與之相關的一些因素，如船、港、貨以及業(yè)務流程等方面的知識。因此，為了深入地研究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及其體系，比較全面地認識和深刻地理解公約及其規(guī)定的內涵與精神實質，除了學習和了解這些公約本身的條文規(guī)定外，還應當注意研究和跟進一些其他有關方面的知識。這些相關知識，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遠洋運輸業(yè)務。業(yè)務解決如何做，法律解決為何做。通過學習和掌握遠洋運輸業(yè)務方面的知識，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關于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方式的特點、組織形式、運行程序以及與之相關的主要業(yè)務流程，單證文件的內容、制作、簽發(fā)和流傳，行業(yè)習慣、慣例等方面的知識。在業(yè)務實踐中的任何一種行為，都會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因此，在業(yè)務實踐中的依法行事，實際上體現的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并指導實踐的關系。熟悉和掌握這些遠洋運輸業(yè)務的知識，了解法律規(guī)定的調整對象和在運輸實踐中的應用，有助于加深對海上貨物運輸法和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中具體規(guī)定的理解。
我國相關的法律體系。即包括海商法和其他相關的法律規(guī)定在內的，本國關于調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關系的各項法律，特別是作為這一法律體系核心的關于海上貨物運輸的法律、法規(guī)。雖然我國并沒有加入任何一個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但是在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guī)中已經不同程度地借鑒或參照了相關國際公約的規(guī)定。結合國內法研究國際公約，有助于加深對兩者的認識和理解。另外，由于任何一部國際海上運輸公約的規(guī)定都不可能將所有事項窮盡地規(guī)定在內，因此，在具體適用時，有時還需要國內法的補充和銜接。
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由實體法和程序法組成。一般而言，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的規(guī)定大都屬于實體法，是學習和研究國際貨物運輸法的最主要的部分。而在司法實踐中，尤其是在涉及具體案件的爭訟時，所涉國家的程序法同樣非常重要，亦應予以充分的重視。
此外，還應注意了解一些主要貿易和海運國家或地區(qū)相關法律的主要內容。這方面的知識對于從事特定航線和區(qū)域貿易、運輸的從業(yè)人員非常重要，對于進行比較法研究也很重要。
注意跟進立法和學術的前沿動態(tài)。如果希望對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做更進一步深入和系統(tǒng)的研究，則需要由狹義到廣義，由法律制度到法之體系，由國際公約到代表性國家的相關法律、由法學著作到和論文等文獻，由相關業(yè)務的專業(yè)知識到運輸組織和運輸經濟以及相關市場……從理論和實踐的不同層面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把握，持續(xù)跟進該領域的發(fā)展及前沿動態(tài)。無論是為了學習研究還是為了實際應用，及時了解和跟進有關國際貨物運輸的法律、法規(guī)、國際公約的立法和學術發(fā)展，以及國際貨物運輸業(yè)務實踐的發(fā)展變化和新的調整，都是非常必要的。
承運人的責任制度是國際貨物運輸法的核心，也是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的核心，特別值得關注。國際貨物運輸法的發(fā)展、演進都是圍繞著這一核心內容進行的。把握住這一點，也就把握住了國際貨物運輸法律制度和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的精髓，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在具體學習和適用中或許可以收到提綱挈領的效果。
一方面，現代貿易的最終完成通常是綜合幾種不同運輸方式相互接續(xù)才能實現的。另一方面，調整不同運輸方式的法律制度，在各自獨立發(fā)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相互借鑒和融合的趨勢。例如，1929年《華沙公約》借鑒1924年《海牙規(guī)則》建立了承運人的不完全過失責任制；1955年《海牙議定書》刪除了駕駛和飛機操作的過失免責；1978年《漢堡規(guī)則》采用了1961年《瓜達拉哈拉公約》實際承運人和締約承運人的概念，以及關于承運人的代理人、雇傭人的規(guī)定；2008年《鹿特丹規(guī)則》借鑒了1999年《蒙特利爾公約》關于控制權的規(guī)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學習和了解其他運輸方式的法律制度和國際公約，對于學習和研究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亦是大有裨益的。
本書所針對的主要是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和與之相關的國際貨物多式聯運的法律制度。但是，適應現代國際貨物運輸的發(fā)展趨勢，作為系統(tǒng)的學習和研究，還應當針對那些可能會與海運相銜接的不同運輸方式及其相關的貨物運輸公約和法律，做拓展性的研究，以便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不同運輸方式的特點和來龍去脈，以及它們的歷史沿革和發(fā)展趨勢。
四、本書的內容安排
除了前言，本書共分為十二章，分別包含了以下的內容。
第一章在介紹幾種基本的國際貨物運輸方式的基礎上，重點介紹了海上運輸的特點和作用，以及國際貨物運輸的運營新模式和發(fā)展趨勢，通過海運方式運送國際貨物所形成的運輸合同關系。這種運輸關系既是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的調整對象和規(guī)制范圍，也是影響海運法律制度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和條件。
第二章與第三章分別論述了國際貨物運輸公約的體系、特點、調整范圍、發(fā)展趨勢，以及國際海上貨運公約的內容結構和主要條款，為認識和分析具體公約提供一個比較清晰的脈絡和路徑。
第四章論述了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對統(tǒng)一世界各國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的作用和影響。其中，對國際社會推動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統(tǒng)一化的努力進行了分析，并重點以《鹿特丹規(guī)則》為切入點，討論了應當如何認識國際貨物運輸法的統(tǒng)一化，以及本國對特定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所應秉持的態(tài)度選擇。
第五章以“國際海運法律制度統(tǒng)一化影響下的中國海商法”為題，對中國海商法及其實施情況作了概括性的評價；分析和梳理了中國《海商法》修法研究的總體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就中國《海商法》修法方案研究中應予考慮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和提出建議。
第六章、第七章及第八章分別研究和考察了4個已經生效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即《海牙規(guī)則》《維斯比規(guī)則》《維斯比規(guī)則議定書》《漢堡規(guī)則》；重點從各公約的立法背景、制定過程、主要內容、歷史意義等方面進行介紹和論述，同時還分析了這些公約對中國海商法立法的影響。
第九章、第十章及第十一章分別是關于《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鹿特丹規(guī)則》以及《聯合國港站經營人責任公約》的論述。在這3個公約中，前兩個都與國際貨物多式聯運有關。雖然目前它們都還沒有生效，但是都很重要。前者對當今世界的國際貨物運輸實踐有許多實際的影響；后者則是當前國際社會關注和熱議的重點。第三個公約也沒有生效，而且它所調整的并非運輸合同中承托雙方的關系。但是，由于國際貨物多式聯運的開展，港站經營人也成為整個運輸鏈中的重要一環(huán)，而且后來制定的《鹿特丹規(guī)則》更將港站經營人作為被調整的當事人之一，因此在本書也對之做了介紹。
第十二章介紹了4個民間性質的海運規(guī)則，即《多式聯運單證統(tǒng)一規(guī)則》《多式聯運單證規(guī)則》《海運單統(tǒng)一規(guī)則》《國際海事委員會電子提單規(guī)則》。這4個規(guī)則不是正式的國際公約，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它們或被廣泛采用，或受到普遍重視，其作用和影響并不亞于國際公約，因此也應成為關注和研究的對象。
五、本書涉及的公約、規(guī)則和法律
本書分別涉及了以下國際公約、民間規(guī)則和相關法律：
1924年《統(tǒng)一提單的若干法律規(guī)則的國際公約》（《海牙規(guī)則》）；
《修訂1924年關于統(tǒng)一提單的若干法律規(guī)則的國際公約的1968年議定書》（《維斯比規(guī)則》）；
《修訂（經1968年議定書修訂的）1924年關于統(tǒng)一提單的若干法律規(guī)則的國際公約的1979年議定書》（《維斯比規(guī)則議定書》）；
1978年《聯合國海上貨物運輸公約》（《漢堡規(guī)則》）；
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
1991年《聯合國國際貿易運輸港站經營人賠償責任公約》；
2008年《聯合國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國際貨物運輸合同公約》（《鹿特丹規(guī)則》）；
1973年《多式聯運單證統(tǒng)一規(guī)則》；
1991年《聯合國貿易和發(fā)展會議/國際商會多式聯運單證規(guī)則》；
1990年《國際海事委員會海運單統(tǒng)一規(guī)則》；
1990年《國際海事委員會電子提單規(guī)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
1893年《哈特法》等。
六、說明
本書所研究和討論的是調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關系的國際公約和法律制度。因此，如無特別注明，在本書中，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均簡稱為海運公約；海上貨物運輸均簡稱為海運或海上運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均簡稱為海運合同或海上運輸合同。
同樣，如無特別注明，本書所述及的國際運輸公約和國際海運公約，都是專指有關貨物運輸方面的國際公約，其中尚未包括關于旅客運輸的國際公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