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書的緣起
廣東地處南海邊疆，背靠五嶺，面向大海，既有山區(qū)丘陵和平原，又有廣袤的海洋及海島，早在秦漢時已成為中原大一統王朝疆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然而，直到唐宋時期，盡管廣東早已被王朝納入國家版圖，并設立政區(qū)進行管理，但地處邊疆的廣東社會一直被中原士人視為“荒蠻煙瘴”的化外區(qū)域，士人對此的記錄彰顯了廣東地域傳統的鮮明特色。廣東在中原士人的印象中以“煙瘴荒蠻”的自然環(huán)境和“婦人強男子弱”的社會環(huán)境而著稱，盡管自兩晉以來，北方戰(zhàn)亂造成中原士人和民眾源源不斷地南下，但廣東始終給人以“另類”的荒蠻印象。宋代以后，隨著珠江三角洲地區(qū)開發(fā)的加快，儒家文化也逐漸在廣東各地得以推廣，明代廣東士人集團成長起來，他們試圖以改變廣東的另類形象為己任，不斷推行儒家教化。儒家文化開始向社會各個角落滲透，廣東在觀念和行動上逐漸與王朝保持一致，從鄉(xiāng)村到城市都達到了儒家文化所要求的預期目標，至少表面上達到了這個目標。明清時期，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廣東因有著漫長海岸線以及王朝政策傾斜的原因，成為中外商人聚集和貨物交易最為繁盛的區(qū)域，清前期的廣州更成為全球貿易交流的中心地。廣東因商業(yè)化氛圍的濃厚，又被人視為“腥膻逐利”的淵藪。外來士大夫到達廣東后，仍以獵奇或別樣的目光審視并記錄這里的一切，凸顯了廣東地域文化的獨特性。
在儒家文化向廣東社會滲透的過程中，廣東本地士大夫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代以后，他們通過科舉入仕獲取功名，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將自己所接受的儒家理念向本土民眾推廣，并試圖改造廣東原生態(tài)卻不合“正統”觀念的風土人情，推動著廣東在文化認同上向王朝看齊。而女性作為社會大眾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宋明以來士大夫們推行教化的最重要對象。她們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對禮教認同與接受的程度，是判斷地域社會與王朝整合度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也是我們分析嶺南社會如何與中原王朝逐漸整合的關鍵要素之一。
至少自漢代以來，傳統社會就一直在強化男女在家庭與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多數男性士大夫不遺余力地將女性邊緣化，唐代以后王朝推行科舉考試選拔官僚，更是將女性排除在外，因而男性成為操縱和形塑地方文化的代表者。在男性士大夫的喧嘩聲中，女性的聲音被掩蓋，甚至處于失聲狀態(tài)。除了極個別的女性外，由男性士大夫書寫的歷史總是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將與男性共同創(chuàng)造人類歷史的女性加以忽略。應該說，男性士大夫們刻意而強勢地推行的儒家文化，逐漸被女性所接受，如廣東在明代之前流行的“婦人強男子弱”的社會性別結構，在明清官私文獻中逐漸走向貞靜柔順、三從四德的理想模式。宋明以后，隨著儒學和禮教在廣東的日益滲透，女性被賦予了更多符合王朝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期望，除了對父母及公婆行“孝”外，“節(jié)”“烈”也成為更多女性的生活選擇。由于絕大多數女性不能讀書識字，因而她們無法用文字來表達她們的生活體驗，即使有少數女性可以書寫，其內容也多是閨閣情愫，她們無法像男性士人一樣擁有書寫歷史的主動權。
實際上，就廣東社會發(fā)展的歷史來看，女性始終是家庭和社會不可或缺的主力，她們在社會經濟發(fā)展中有時甚至比男性的角色更為突出。因而，即使在男性士人書寫的各類歷史文獻中，也無法抹殺女性創(chuàng)造歷史的印跡。在由男性士人書寫的歷史文獻中，由于廣東女性生活在山區(qū)、平原、瀕海地區(qū)乃至海島等不同的地理環(huán)境區(qū)域，女性在不同區(qū)域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不同，她們對儒家禮教的接受程度也并非整齊劃一。但總體來看，她們既有對儒家禮教不同程度的接受，又有對廣東傳統習俗的頑強延續(xù)，因而我們在閱讀男性士人書寫的女性形象時，通過對書寫者的心態(tài)和目的進行細致的考量，依然能辨析出廣東女性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為，盡管這一形象有時會很模糊，但畢竟能反映女性與男性共同創(chuàng)造歷史的某些面相。
明清時期，廣東經歷了宋元以來士大夫的不斷形塑，官府對廣東控制進一步加強，行政區(qū)劃和鄉(xiāng)村社會組織逐漸得以完善。盡管中間有明中葉黃蕭養(yǎng)事變以及明末社會動亂、清初遷海等重大社會變動，但每次事變之后，經過官紳的重新整合，廣東社會都會在原有的基礎上呈現新的變化趨勢，如廣東的宗族和民間信仰與王朝國家的整合度得以加強。尤其到了清前期，由于王朝規(guī)定廣州一口通商，廣東成為國內外商品交流的重要集散地，并日益融入全球貿易的體系中，廣東社會的商業(yè)化傾向十分明顯，廣東沿海與內陸山區(qū)在開發(fā)之中的聯系與交流不斷增強，生活在其地域內的不同族群及外來移民之間互動頻繁，不僅使得相互之間的身份變更加速，而且不同風俗也相互影響，漸漸演變?yōu)閺V東本土特色。在此過程中，鄉(xiāng)村婦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明代以后，隨著王朝控制的加強以及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廣東受到了中外文化的影響，鄉(xiāng)村婦女在舊傳統與新因素之間，既有對舊傳統的堅持，又有對新因素的吸納。在歷代士人書寫的正史和地方志等官方文獻中的女性形象漸漸向王朝要求的規(guī)范看齊，但民間文獻中的碑刻和契約又反映了女性爭取權利、參與社會活動的“另類”形象，暴露了鄉(xiāng)村女性堅守舊傳統的面相。其實，廣東社會文化結構的變遷過程是由王朝派遣到廣東任職的中原士人和廣東本地精英以及生活在廣東的男人和女人們共同完成的。對于廣大民眾而言，外來官員和地方精英均是王朝國家的代言人，他們一方面努力向鄉(xiāng)村社會推行儒家教化，將王朝的觀念普及到民眾之中；另一方面又將在本地民間社會流行的根深蒂固卻不符合官方話語的習俗，通過重新包裝加以整合，使之符合王朝國家要求的形象，從而使地方習俗得以延續(xù)和存活，并繼續(xù)在民眾生活中生長。地方精英對國家與區(qū)域的雙重身份使他們成為國家與區(qū)域間的橋梁，這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女性對儒家文化也由被動接受到主動吸納，由士大夫書寫的地方志與族譜文獻顯示，明清廣東女性讀書識字的人數有所增加，女性也開始書寫自己的社會體驗，而她們的書寫又明顯按照儒家的要求來展示自己的內心世界。
海內外學者對華南區(qū)域史的研究一直興趣不減，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多關注制度層面，如以里甲、祭祀儀式、宗族等為研究對象，試圖闡述華南地區(qū)與中原王朝在政治與文化方面的整合過程；也有少數學者以性別為研究對象來觀察女性在嶺南與中原整合的過程中的反應與體驗。但有關廣東女性史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對珠三角地區(qū)自梳女的研究，對廣東女性的整體性研究卻不多見。與方興未艾的各種嶺南文化研究相比，廣東女性史研究處于一種較冷清的狀態(tài)，即使有少量成果也不成系統。女性作為廣東社會經濟發(fā)展的主力軍之一，她們在社會變革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她們對自身形象與價值追求的改變頗能體現她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因此從女性史的層面來觀察明清廣東社會變遷無疑是一個好角度。誠如葉漢明所說：“將婦女寫進歷史，就意味著歷史的傳統定義要改變�！北緯�以明清廣東婦女在社會經濟變遷中的地位變化為主題，研究女性在鄉(xiāng)村社會發(fā)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圍繞女性活動而形成的習俗傳統，這些習俗傳統對王朝教化不時應變，既有接納融通又有變通保留。明清廣東婦女在社會巨變中的表現頗具代表性，她們在私人生活空間和公共活動場所都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呈現了婦女在社會變遷中的能動作用。
二　相關研究動態(tài)
傅衣凌先生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他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一書，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的奠基之作。改革開放以后，傅衣凌先生主編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雜志引導著學術界向區(qū)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方向邁進，并逐步形成了以福建廈門大學和廣東中山大學為中心的兩個區(qū)域社會經濟史研究重鎮(zhèn)。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更多關注區(qū)域的、民間的社會歷史研究，關心普通百姓的歷史，試圖以區(qū)域發(fā)展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細致而多層面地展示普通人的生活體驗，一方面可從區(qū)域歷史中發(fā)現不同于國家或民族歷史的某種獨特性，另一方面期望從區(qū)域研究中發(fā)現一套取代基于國家文化霸權的話語系統，以建立新的歷史研究范式和歷史解釋體系，其目的是為了回應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王朝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系。
科大衛(wèi)、劉志偉、陳春聲等近些年來一直致力于華南區(qū)域史的研究，在有關制度、宗族、地方信仰、鄉(xiāng)村社會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展示了國家的制度和禮儀在華南社會推行與表達的歷史過程。劉志偉透過研究明清里甲賦役制度在廣東的實行及演變，考察了王朝制度與現實的社會變遷、經濟發(fā)展、文化演變等過程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關系。科大衛(wèi)則以國家和宗族為中心分析了王朝在整合華南地域社會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國家法典條文與民間禮儀習俗交織互動的進程，華南與王朝之間的正統紐帶不僅建立于里甲與祀典之上，也建立在宗族這套語言之上。宗族不僅是一種血緣、親屬制度，更是一種用禮與法的語言來表達的秩序和規(guī)范。士大夫們既運用這種規(guī)范應對朝廷的各項賦役制度，也運用其改造地方風俗，借此表達有利于獲取更多資源的文化與身份認同，地方社會由此得以歸入國家禮教程序中。賀喜則以廣東西南部地區(qū)不同族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通過大一統的禮儀與文化推廣，構建了以冼夫人和雷神為中心的信仰祭祀模式，表達這一區(qū)域對王朝國家的認同，從而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化。程美寶把廣東地域文化放在晚清中國國家觀念變化過程中進行考察，當時的士大夫們在國家意識和地方關懷的二重奏中，著重從歷史敘述、種族血統、學術傳承、方言寫作、地方民俗等方面書寫地域文化，并以此來表達他們心目中的國家觀念，在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之間建立起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研究關注的問題是王朝制度與區(qū)域社會的互動所引起的區(qū)域社會變化，實際上關注的是鄉(xiāng)土社會的變遷。20世紀以來，人們對鄉(xiāng)村社會的關注，并不限于學術界，中國革命也基本上是從農村開始的，毛澤東、陳翰笙、李景漢以及日本滿鐵株式會社開創(chuàng)了中國鄉(xiāng)村社會實地調查的先河，以費孝通、林耀華為代表的學人通過田野調查撰寫了被海內外學界奉為經典的中國鄉(xiāng)村社會史研究論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黃宗智等致力于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考察，其代表作后被冠以“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研究叢書”出版；大陸學者秦暉等推動了多學科整合的“農民學”研究；以陳春聲、科大衛(wèi)等為代表的一批華南學者，發(fā)展了傅衣凌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重視田野調查的現場體驗與文獻考辨、國家制度與鄉(xiāng)村傳統的結合，取得了一批重要學術成果。但如何在鄉(xiāng)村社會史研究中更多地關注婦女的歷史地位與歷史作用，特別是婦女在鄉(xiāng)村社會變遷中既被動又主動地吸收并創(chuàng)造新的文化傳統等問題，仍是鄉(xiāng)村社會史研究可以繼續(xù)發(fā)展的重要領域。因此，研究鄉(xiāng)村社會婦女史，無論從方法還是問題意識上都必須回應關于鄉(xiāng)村社會研究的諸多研究成果。
學界對中國婦女史的研究，濫觴于20世紀初的一批男性學者，他們采用傳統史學方法研究女性在歷史發(fā)展中的地位與作用，或注重對制度的考量，或注重對女性生活、婚姻、纏足等問題的研究，側重于揭示婦女從屬性社會地位的形成過程與演變。這些研究雖沿襲了傳統的學術手法,但都是在觀照社會現實的基礎上對婦女問題的思考，他們對中國女性歷史的反思也是當時社會掀起人性解放的反映。新中國成立后，大陸婦女史研究除關注極少數女英雄外，幾乎處于沉寂狀態(tài)，但也有不朽著作問世，史學大師陳寅恪以詩文證史，呈現了柳如是、陳端生等女性的生平與精神世界，尤其通過前者勾勒出明清之交的大變局。
改革開放以來，在海外婦女史研究蔚然成風的背景下，中國婦女史研究也呈復興趨勢，研究理念和思路也開始與國際學界接軌，海內外學人共同推動中國婦女史研究的發(fā)展，以美國高彥頤（Dorothy Ko），中國大陸李小江、臺灣李貞德、香港葉漢明等為代表的一批女性學者從社會性別的視角，力圖對男性視角與男性書寫所產生的規(guī)范歷史予以新的解釋，討論了宋明以降直至20世紀的中國婦女在文化、醫(yī)學、技術、婚姻等相關領域的活動，豐富了學術界對歷史時期婦女社會生活的認識，對中國婦女史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鄉(xiāng)村婦女也逐漸進入了學界視野。一些男性學者也介入婦女史研究，他們更多關注婦女與社會、家庭等問題，利用的材料也以檔案為主，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學術著作。既有的研究成果為明清婦女史研究奠定了基礎，也給筆者提供了許多有益啟示，鑒于傳統中國所呈現出的基于地域、人群、時代等的復雜差異，以全國或某一朝代作為研究對象可能已不再是推動婦女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主要方向，特別是當研究者的視角從學界有較多研究成果的才女、官宦及其眷屬等相對上層的婦女或與上層社會有較多接觸并受其熏染的婦女轉向學界關注較少的普通鄉(xiāng)村婦女時，區(qū)域社會史的研究取向就必須予以重視，因為上層婦女較易受到正統儒家規(guī)范與文人風格的影響而相對具有一致性，而不同地域的鄉(xiāng)村婦女則更多受到地域傳統文化和習俗的影響。
與此同時，學術界對婦女的研究由過去關注制度史和杰出婦女的研究，轉向社會史、斷代史、專門史和婦女運動史的研究,豐富了傳統史學的研究領域。至于從婦女角度切入的單篇論文則更多，據統計，僅1996年至1997年關于中國古代婦女史的論文就有80余篇，這些研究涉及經濟、政治、婚姻、教育、生活、倫理道德等層面,研究的切入點也更加細致,不僅范圍廣泛,而且方法也日趨多元,口述、考古、金文和文獻綜合運用，豐富了我們對歷史上婦女生存狀況的了解。在中外學者的女性史研究中，明清女性節(jié)烈問題仍是重要領域，學人不但關注明清節(jié)婦、貞女現象的形成與發(fā)展軌跡，而且涉及國家和社會對其的反應，尤其關注這一現象的文化意義。隨著區(qū)域社會史研究在大陸的開展，區(qū)域婦女史研究也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有關江南、云南、臺灣等地的婦女史研究論著陸續(xù)出現，引起了學術界對不同地理環(huán)境下婦女生活經驗的認識。這些成果或從社會經濟，或從文化、法律的視角，對明清時期區(qū)域社會婦女生活的某一側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真正把婦女置于地域社會發(fā)展脈絡中去較全面考察鄉(xiāng)村婦女史研究的成果并不太多。以廣東而論，盡管早在20世紀初已有學者關注嶺南女性史研究，1928年至1933年，中山大學民俗學工作者以《民俗》周刊為陣地，發(fā)表了一系列與冼夫人、龍母、金花夫人等相關的調查筆記，討論了女性從人變成神靈的歷程，拓寬了女性史研究的路徑，著名女學者冼玉清廣泛搜集歷史上的廣東女性作品完成了《廣東女子藝文考》一書；但這些研究取向在新中國建立后卻一度中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外來“打工妹”涌入廣東，學界在關注當代女工問題的同時，又開始關注廣東歷史上的女性。明清廣東婦女史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領域，馬建釗、喬健等主編的《華南婚姻制度與婦女地位》一書雖然重點討論的仍是婚姻制度，但觀照重心已轉變?yōu)槿A南地區(qū)基層社會的女性地位。不過，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仍多集中于廣東特殊婚俗“自梳女”“不落家”等研究，如李寧利從文化學角度深入剖析“自梳”現象，揭示了自梳女群體與常人不同的人生體驗。美國人類學者珍妮絲·F.斯托卡德（Janice F. Stockard）通過在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大量訪談，試圖重建華南婚俗模式和婦女的經濟策略。蕭鳳霞則將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特殊的女性婚姻狀態(tài)與地域文化聯系在一起重新思考，認為自梳女、不落家等婚姻形態(tài)不是經濟因素使然，而是由華南地域文化所造成。劉志偉通過廣州鄉(xiāng)村祭祀女性祖先的研究，闡述了宋明時期中原傳統文化對廣東士人塑造女性形象的影響。可見，研究廣東婦女史的學者不斷將學術眼光下移，開始關注基層社會的女性群體研究，試圖將女性的生活經驗放入廣東社會變遷的大環(huán)境中加以考察。
近年來，筆者指導的研究生完成了多篇對歷史上廣東女性研究的學位論文，討論歷史上廣東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社會地位及民間信仰中的女神崇拜等問題。如黃建華和郭文宇的著眼點在廣東仕宦和民間社會共同制造的女性神祇祭拜，前者以金花夫人信仰為中心，考察宋元以來在珠三角社會逐步被納入王朝正統觀念的脈絡時，金花夫人經歷了由女巫到少女的形象變化、祭祀空間由公領域轉向私領域再到公私領域并存等復雜變化，金花夫人最終轉變?yōu)榉�合儒家正統化的女神形象；后者則以增城何仙姑為例，從唐宋何仙姑在佛道之間形象的不斷變化入手，挖掘廣東士人認同王朝正統，不斷將何仙姑改造為正統神明的過程。魏霞則通過對清前期廣東女性經濟角色、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的分析，關注廣東女性在經濟、家庭及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展現她們對推動社會與經濟發(fā)展起到的作用。羅彧以海南女性為中心研究婦女與地方經濟發(fā)展的關系，認為海南女性在社會經濟中的獨特地位是大陸移民與土著居民互化融合的結果，在向中國傳統大文化看齊的同時保留了地方特色的傳統文化。韓健則把重點放在清代廣東女性的經濟權益上，通過婦女在日常生活中對財產的支配和爭取，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管窺了廣東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地位。夏坤則從社會史的視角，觀照了在晚清社會變革過程中，廣州女傭獨特的社會角色和生活模式。喬玉紅以明清順德才女群體為研究對象，通過她們的寫作文本，探討其生存狀態(tài)，認為明清廣東女性也以自己的書寫表達對家庭、社會乃至國家的看法；后來又在此基礎上從嶺南社會變遷的大背景討論了女性儒家化的過程，并因此獲得博士學位。從某種意義上說，本課題正是在指導上述學位論文的基礎上繼續(xù)推進，從多個視角展示明清廣東婦女在區(qū)域社會變遷中的角色演變之走向。
明清歷史文獻的書寫包括碑刻、墓志銘等資料，多出自男性士人之手，這些書寫幾乎都有統一的范式，因此我們在研究中必須要考慮男性的言行及其背后所表達的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說，純粹地追求單一的婦女史研究是不科學的，也就是說，婦女史研究必須同時觀照男性，觀照由男性控制下的王朝對女性設置的種種規(guī)則，強調不要人為地將男女兩性對立起來進行研究，也即要求從事所謂的性別史學研究，而從婦女史到性別史的轉變經歷了一個較長久的歷程。1988年美國婦女史學家瓊·斯科特發(fā)表《性別：歷史分析中一個有效范疇》一文，將性別作為分析范疇引入歷史研究。她說：“女性世界是男性世界的一部分，它產生于男性世界，由男性世界所創(chuàng)造�！彼�主張以“性別”作為“婦女”的代名詞，表明與婦女相關的信息亦與男子相關，對婦女的研究意味著對男子的研究。近年來，大陸學界女性史研究以李小江、杜芳琴等一批女性學人最為活躍，她們建立研究機構，開展學術論壇，摸索中國本土女性史研究的理論模式，對歷代女性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進行探討。李小江曾說：“婦女研究是世界性婦女解放運動蓬勃發(fā)展的直接結果，是20世紀婦女角色變遷所導致的社會結構變化的產物。婦女走上社會后，改變了人類生存方式的傳統結構，誘發(fā)了諸多社會問題，促使人們對婦女的歷史處境、現實生活乃至對整個文明史進行反思�！钡�中國的性別史研究仍存在著許多問題，如缺乏完整的研究體例，多以零打碎敲的方式進行研究，將婦女史分割得支離破碎。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性別史時既要挖掘新材料，又要以新的理論方法，將女性放在整體社會的大背景之下，與男性相互參照，多視角地進行解讀。
相對于學界研究廣東社會經濟史來說，對歷史上廣東婦女研究的力度有待加強，深度有待深入，廣東婦女在歷史上的生存狀態(tài)和體驗仍有待我們去發(fā)掘新資料，運用新方法加以研究。婦女在廣東鄉(xiāng)村地域社會變遷中的形象到底是怎樣的？她們在明清時期新舊環(huán)境交替中是如何扮演角色的？廣東性別文化與其他區(qū)域相比有無自己的特性？廣東婦女在宋明以后儒家文化逐步滲透的背景下如何面對本土傳統習俗文化？本書擬通過對明清時期廣東鄉(xiāng)村社會變遷中的婦女進行研究，不僅盡可能地搞清楚廣東地方性別文化的傳統，還要試圖揭示王朝與地方之間互動對地方傳統習俗的改變。在地方社會與王朝國家的互動中，女性始終在場，她們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廣東社會對王朝認同的另類體驗。從中我們或許能更好地理解廣東社會與王朝國家融合的過程。
三　研究思路與方法
明代之前，嶺南一方面因為地理環(huán)境而形成的炎熱潮濕等氣候原因，另一方面因社會存在諸如“婦人強男子弱”等的獨特習俗，向被中原士大夫視為另類，“荒蠻煙瘴”成為嶺南落后的代名詞。隨著中原王朝對嶺南地區(qū)控制的逐步加強，禮教觀念也漸漸滲透到嶺南社會，作為社會成員的女性在這一變遷過程中逐步從早期的異類走向儒家教化的“節(jié)烈”“閨媛”形象。其實，廣東女性形象的轉變只是主流合拍，本土習俗始終以各種面貌存在著。
本書是200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清地域社會變遷中的廣東鄉(xiāng)村婦女研究”的結項研究成果，主要是以鄉(xiāng)村社會史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探討婦女在明清廣東經濟、社會變遷諸因素與傳統影響之下的角色演變及其與鄉(xiāng)村發(fā)展的關系。本書時間盡管限定在明清時期，但因考慮到地域社會變遷的連續(xù)性，所以在具體研究中不可能僅限于這一歷史時期，時間跨度差不多從秦漢到清末，以期在一個較長時段的地域社會變遷中討論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本書涉及的地域以明清廣東政區(qū)為限，廣東獨立設省始于明初，因此在討論明代之前的廣東社會時則以學界常用的嶺南區(qū)域為限，包括今廣東、廣西、海南等地區(qū)。
本書研究的重心是鄉(xiāng)村婦女，與鄉(xiāng)村相對應的詞是“城鎮(zhèn)”“城市”。但實際上，在傳統社會中，所謂的城市也與現今社會一樣，都是由鄉(xiāng)村社會逐漸發(fā)展起來的，尤其在明清時期，一些經濟交流的中心或一些鄉(xiāng)村廟宇，因人流的聚集而漸漸發(fā)展成為人們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場所，最終形成城鎮(zhèn)，廣東的佛山鎮(zhèn)即是如此。與城鎮(zhèn)成長相伴的就是鄉(xiāng)村社會的習俗也成為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本書在史料的解讀上并沒有刻意去區(qū)分城鄉(xiāng)之間的差別，而是把這些史料作為鄉(xiāng)土社會的傳統加以引用和解讀。至于書中的“婦女”則是從自然屬性進行考量，即將其作為與男性相對應的所有女性，而不刻意考慮其已婚或未婚、年老或年少。盡管傳統社會對這些不同階段的女性有不同的稱謂與要求，最典型的即所謂“未嫁從父，即嫁從夫，夫死隨子”的“三從”，但本書對婦女的考量既包括年齡也包括婚姻，實際上是對所有女性而言的。因而本書考察的是廣東所有女性在各歷史時期的人生體驗。
嶺南在地理位置上處于中原統一王朝的邊疆地帶，就文化習俗而言，嶺南早期也一直游離在中原王朝主流文化的邊緣；但王朝統治者始終沒有放棄對嶺南的征服，他們在科舉考試中增設“南選”、貶謫或派遣士大夫到嶺南做官、推行儒家禮教和國家制度。宋明時期，嶺南士人也逐漸成長起來，尤其是明代還一度形成影響和左右朝廷政局發(fā)展的“南海士大夫集團”，這些士大夫們又以儒家文化為標準，和外來士大夫一起重塑嶺南社會。因而生活在嶺南的男人與女人都開始逐步接受王朝的理念并將之貫徹到日常生活中來。在由男性主導的社會大背景下，廣東女性在地域社會經濟、文化變遷過程中逐漸進入王朝的統一體制之內，自覺主動地按照官方標準重新塑造和改造自己，以符合王朝統治的社會形象之需要。
本書立足于歷史學本位，采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方法，首重文獻的考證與辨析，同時走入鄉(xiāng)村田野搜集文獻。采取整體描述與個案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在揭示相關事實的基礎上，分析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廣東婦女與社會經濟變遷互動的情形，以深入闡釋明清廣東性別文化的發(fā)展內涵，重現廣東婦女歷史的發(fā)展過程與婦女形象的建構過程，以及婦女在國家力量、區(qū)域傳統和海外貿易之背景下，在鄉(xiāng)村變遷過程中的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關注文獻的同時，十分重視田野考察，多次帶領課題組奔走于廣東各地及廣西、福建、江西等省區(qū)，走進歷史現場。這些田野考察有的走馬觀花，有的則多次深入歷史現場挖掘、訪談、抄錄與女性相關的各類資料，試圖以下層社會現場的實物資料與口述記憶，來展現鄉(xiāng)村社會婦女生活片段，通過這些鄉(xiāng)村社會的原始資料，盡量還原婦女在明清以來的生存狀態(tài)。在廣東與王朝整合過程中，女性一方面對王朝宣傳的理念由被動接受到積極參與，另一方面又始終頑強地保持著嶺南地域社會某些固有的文化元素，因而在鄉(xiāng)村社會中的婦女歷來都是以多元面貌呈現在世人眼前，只不過后來的人因文字和書寫問題，更多地習慣于從書本中了解被士大夫過濾后的婦女形象，而鄉(xiāng)村社會最本色的婦女原生態(tài)的生活狀態(tài)卻被漸漸塵封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書利用士人書寫的文獻更多重視的是“孝”“貞”等儒家觀念，我們以此考察的是廣東婦女在社會變遷中如何接觸與接受這些觀念，而通過對田野考察所得的各種資料分析，展現出的則是婦女在鄉(xiāng)村社會變遷中仍保持地域文化的傳承，顯示地域文化在融入正統王朝文化的同時仍頑強而可持續(xù)地得以生存發(fā)展。通過對官方文獻和鄉(xiāng)村文獻的比對研究，或許可真實再現華南這個歷時千百年的地域在文化構建過程中，始終在王朝國家的話語中有其獨特的文化生存空間。
本書試圖在婦女史和鄉(xiāng)村社會史相結合的視野下，將鄉(xiāng)村婦女置于明清廣東區(qū)域社會經濟發(fā)展、貿易國際化、文化傳統的士大夫化等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揭示她們的生存狀態(tài)、社會角色與地位、文化傳統等的演變，對廣東“女強男弱”的地域傳統如何在明清新的政治與社會經濟環(huán)境中調整與延續(xù)進行分析與揭示，這是本書主要的學術價值所在，從而可以為婦女史和鄉(xiāng)村社會史研究做點貢獻。研究傳統中國區(qū)域社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長的歷史文化過程而形成的地域性社會文化特點，以及不同地區(qū)的百姓關于中國的正統性觀念，地區(qū)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通過士大夫的關鍵性中介，在國家與地方的長期互動中得以形成和發(fā)生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區(qū)域歷史的內在脈絡可視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在地域社會的各具特色的表達，同樣地，國家的歷史也可以在區(qū)域性的社會經濟發(fā)展中全息地展現出來。只有認識了這一點，才可能在認識論意義上明了區(qū)域研究的價值所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迅猛發(fā)展，鄉(xiāng)村城市化步伐不斷加快，學者們在研究明清區(qū)域史時，越來越關注深入城鄉(xiāng)社會進行田野考察，筆者身在的廣州新城區(qū)大多是由過去的鄉(xiāng)村社會發(fā)展起來，“城中村”已經成為城市化過程中遺留下來的胎記，這些城中村依然保留有祠堂、廟宇、書塾等傳統鄉(xiāng)村社會的公共活動場所。從傳統城鄉(xiāng)社會的分界來看，除了縣衙所在的城池內屬于城市外，其余的皆可視為鄉(xiāng)村社會。因此，本書所說的鄉(xiāng)村婦女并不完全指遠離城市的山區(qū)村落，而是指城池之外的更大范圍的地域社會。
四　資料來源
本書的資料來源主要有兩大類，一是文獻資料，主要來源于國內各大圖書館、檔案館等，也有部分來自互聯網上的共享資源；二是田野考察資料，主要來源于課題組成員在鄉(xiāng)村社會的奔波調研。在田野考察之間，我們穿梭于城鄉(xiāng)之間，不僅向地方文史專家請教，而且深入地方的文物管理部門、地方志辦公室、寺廟、祠堂等，向年歲已高的老者問談，甚至深入鄉(xiāng)村山區(qū)的墳塋邊依稀辨別與抄錄模糊不清的碑文。因為我們相信這些遺留在鄉(xiāng)村社會中的實物資料，可能會更真實地反映地方社會書寫者的性別意識�？傊�，筆者充分挖掘正史、方志、檔案、公牘、墓志、碑刻、文集、野史、筆記、族譜、契約等文獻，包括西方人書寫的廣東文獻，以期梳理出士大夫形塑的明清廣東婦女形象以及婦女的日常生活面貌。
需要說明的是，為了較為完整地再現這些比較難得的諸如契約、碑刻等民間私家文獻資料，筆者在正文中多會大段引用這些資料。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保證資料的完整性，以免給人以斷章取義之臆測，另一方面也可以給學界在今后的研究中提供某些資料的便利。還有一點就是這些散落在鄉(xiāng)村社會的碑刻資料，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現代化城市的推進，有些將會消失，因而保存這些資料也是歷史學者應盡的責任與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