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來選自己的作品，實在是很困難的事。每篇東西在寫出或發(fā)表的當時，都好像是得意之作，但時過境遷，在今天看起來，可以說沒有一篇是能夠使自己滿意的。
　　但這五四以來的文藝作品選集，一方面是想整理一下優(yōu)良的文藝遺產，以便更好的推廣和保留，一方面也是想作為史料，以供研究歷史和社會發(fā)展者的參考。在這第二種意義上，我來選出了這個選集。
　　這個選集，什么都選了一點。原因是我什么都寫過一點。詩歌、戲劇、小說、散文、游記，每樣都選了幾篇。拿時間來說，是從五四直后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前。
　　我是四川峨眉山下的一個地主家庭的兒子。家庭倒比較開明。父親母親在年幼時都過過艱苦的生活，因而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倒還是比較進步的，多少知道一些民間的疾苦。
　　從幼就讀書。十歲以來就在當時的富國強兵的思想中受著薰陶，早就知道愛國，也早就想學些本領來報效國家。為了滿足這種志愿，離開了四川，一九一四年到日本留學，學了十年的醫(yī)。
　　從日本的醫(yī)科大學雖然畢了業(yè)，但醫(yī)道卻沒有學成。主要的原因是耳朵有毛病。我在十七歲的時候，在四川的家鄉(xiāng)害過一次腸傷寒，因而兩耳重聽，一直沒有復原。就是耳朵的毛病限制了我，使我不能掌握聽診器，辨別微妙的心音和肺音的各種差別，醫(yī)道便只好學而未成了。
　　醫(yī)道不能學成便轉入文學。但也由于耳朵有毛病的關系，于聽取客觀的聲音不大方便，便愛馳騁空想而局限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因而在文學的活動中，也使我生出了偏向——愛寫歷史的東西和愛寫自己。
　　真真是可恨的腸傷寒！不僅害了我的耳朵，并且害了整個的我。
　　我自信是熱愛祖國的。學醫(yī)為的是想學點實際的本領，來報國濟民；搞文學是想鼓動起熱情來改革社會。這改革社會的要求，在初自然是不分質的，只是朦朧地反對舊社會，想建立一個新社會。那新社會是怎樣的，該怎樣來建立，都很朦朧。
　　這兒應該感謝十月革命。它喚起了當年的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對于這新社會生出了作進一步了解的要求。但對于這個要求，我所學的醫(yī)學和搞著的文學，都不能夠滿足。因此，我在一九二四年的春夏之交，便下了兩個月的苦工夫，通過日本河上肇博士的著作《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來研究馬克斯主義。這書我把它翻譯了。它對于我有很大的幫助.使我的思想分了質，而且定型化了。我自此以后便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