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直以來，每當有人勸我撰寫自傳、回憶錄，我總是想，所謂自傳、回憶錄說到底大部分不過是自賣自夸、自我宣傳，或者是一種申辯。我不認為自傳、回憶錄會有益于世，也不具備成為后世史家修史資料的價值，因此我不想寫自傳、回憶錄這類東西的態(tài)度很堅決，也一直這樣回復勸我的人。

而且我駐外期間從來不寫日記。也許會意外被盜，也許會遺失到哪里。絕不可以因日記引發(fā)問題，累及到他人甚至國家。這種事情并非沒有前例。當然，如此說法，既是我的真實想法，同時也是一種借口。說實話，我疏懶成性。

對寫自傳、回憶錄頑固抗拒的我，前年夏天，卻不得已自毀前言。因為在戰(zhàn)后十年即將到來之際，有人對我說，應該談談感想，以供他人參考、世人評說，這使我無法回絕。加之我的談話經(jīng)國內各報社、廣播電臺發(fā)布，均毫不客氣地被打上回憶錄、回憶的標簽，終于讓我多年堅持的想法土崩瓦解。

自此，勸我寫回憶錄的人更加多起來。報紙登載時內容多有節(jié)略，有人要求我正式地寫些東西。而且日本國內報紙登載的文章，部分內容會翻譯為外文向海外媒體發(fā)布。于是，甚至有兩、三家國外報紙、雜志社托人向我求稿。

由此，我的老友，其中大部分是我的內閣同仁，組成了回憶錄編寫委員會以及出版發(fā)行委員會，多方面收集整理資料，并有在報社多年歷練精于此道的練達之士加入，于一年有余的時間內每周聚首，宛如召開審訊會般對我進行盤詰。

開始時，我依然心有抵觸，經(jīng)常以那些事我忘記了、沒有記憶之類的回答敷衍了事。但漸漸為上述各位的熱情和耐心所感動，后來我內心也涌起傾訴的沖動。我的陳述與各方面收集來的資料相對照后，形成文章的草稿送至我的手中，我也只得以其為參考資料，認真執(zhí)筆撰寫。真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不過，開始著手之后，我深切感到人的記憶力是多么無法依靠。本以為有相當大把握的事情，為保險起見與當時的官方記錄進行核對，結果發(fā)現(xiàn)自己完全記錯了，這種情況不止三兩起。

如今已經(jīng)完稿。然而，依然有很多不滿意之處。特別感到滑稽的是，有些地方，對別人大加貶損，對自己卻贊譽有加。因此事到如今我也痛悔自己怎么會寫出這樣的內容，但是基于戰(zhàn)后八年多來執(zhí)掌國政的責任，而且大部分時間處于占領下這一日本特殊歷史時期的關系，我認為本書多少會為世人了解這段歷史有所裨益，遂決定出版發(fā)行。

在參與本書編寫的人士建議下，正文中隨處插入回想補余，以彌補我意猶未盡之處或對我所述當時情形加以旁證�；叵胙a余的執(zhí)筆者無一不是當局者、權威人士，所以我認為這些回想補余和正文相比反而更有益于讀者。

容我贅言，本書能夠面世，多方仰仗同仁、友人等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幫助。在此不逐一列名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謝。

吉田茂

1957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