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五四運動內容本身的多樣性，給后來的評論者和研究者以廣闊的空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仡櫞箨憥资�年的五四運動研究史，可以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更側重于把五四運動視為愛國的政治運動，瀏覽不同時期研究的代表作便不難看出此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對中國社會主義曲折發(fā)展道路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反思，五四的啟蒙思想、文化意義得到充分注意，而此時開始引入的海外學界觀點，也或多或少地推動了這一趨勢。對五四運動可作如下定義：它是一種復雜的現象，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以及新式知識分子的種種社會和政治活動。這一切都是由以下兩方面因素促發(fā)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條和巴黎和會的山東決議所激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由一種學習西方、試圖從科學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國的傳統(tǒng)以建設一個新中國的企望。它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有嚴密組織的運動，而是許多通常具有不同思想的活動的結合，盡管這個運動并非沒有其主流。

潮起潮落，幾度起伏。今天更多的人愿意接受下面的基本事實或論斷：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在愛國救亡的大目標上是一致的，但又各有相對的獨立性，五四運動是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愛國運動，而新文化運動則著眼于深層次的文化批判、引入、創(chuàng)造的工作，更具有復雜性、長期性；新文化運動前期盡管思潮林立，但其主潮是自由主義，寬泛一點說，陳獨秀、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魯迅、吳虞、周作人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各在不同的領域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以1919年為界，由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特別是政治問題、民族危機的加劇，自由主義的陣營開始逐漸分化，直至分道揚鑣，走上不同的道路。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知識分子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并運用馬克思主義探索改造中國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了新的社會理想和變革方案；而胡適、蔡元培、丁文江、傅斯年等知識分子仍高舉自由主義的旗幟，進行著努力和掙扎；與此同時，梁漱溟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著名學術講演，轟動一時，他傲然宣告：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那樣。

從此，中國思想界就主流而言仿佛進入了三足鼎立的時代，聯合、吸納對方的觀點而在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對地論辯，便成為20年代后思想界的常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