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這本書里，我完全是從形而下方面來定義“人生的智慧”的。人生的智慧即一種讓生活盡可能幸福舒適的藝術，而對這一藝術的教導，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幸福學，故而幸福學就是指引人們如何幸福生活的一門學科。或許我們可以這么來定義“生活”：從完全客觀的角度來看，或者更確切地說，經(jīng)過冷靜成熟的思考以后（因為此處涉及主觀的評價），相較于“死”，人們肯定寧愿“生”。既然“生活”是這樣被定義的，那我們可以這么認為：我們依戀這一生活，僅僅是因為這一生活本身，而不是因為我們害怕死亡；進而再得出結論：我們渴望看到生活的無限延續(xù)。人生是否或者能否符合這樣的定義，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眾所周知，我的哲學對此問題已經(jīng)給出了否定回答；而“幸福學”的前提卻恰恰是對這一問題的肯定，因為這一肯定回答正好是基于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錯誤認知，對此我在我的主要作品的第二卷第四十九章中已作出了批判。盡管如此，為了能夠完善這一“幸福學”理論,我不得不徹底放棄一種更高級的、形而上學的倫理學的觀點，而我本來的哲學則正好引導人們接受這一觀點。因此，只要“幸福學”堅持了慣有的以經(jīng)驗為依據(jù)的觀點，并保留了這一觀點相關的錯誤，那么，我在本書中所做的一切闡述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基于對各種觀點的中和。因為此種原因，我的這些論述的價值是有限制性的，因為Eudmonologie本身就只是一個委婉詞。此外，我的論述也不求面面俱到：一方面是因為這一話題并不是談之不盡的；另一方面，如果要面面俱到，我就只能重復他人的話語。
說到跟我的這些格言目的相似的作品，我就只記得這本非常值得一讀的書了——卡丹努斯的《論逆境》，它可以作為我的這些論述的補充。盡管亞里士多德也在他的《修辭學》第一卷第五章節(jié)中簡短地插入了有關幸福學的介紹，但這些敘述平淡無奇。這些前輩的作品我并沒有采用，因為無創(chuàng)造性的編纂并不是我的工作，也因為這么做會使我書中的觀點失去一致性，而觀點的一致性正是這類作品的靈魂所在。當然，通常說來，各個時代的智者都說過相同的話，而愚人，即各個時代數(shù)不勝數(shù)的大多數(shù)人，他們也做著同一件事情——跟智者相反的事情，這樣的現(xiàn)象以后也會一直存在。因此伏爾泰曾說：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這個世界還是照樣愚蠢和邪惡，跟我們剛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所發(fā)現(xiàn)的并沒有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