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追逃追贓是持續(xù)的法律博弈（代前言）

近幾年來，境外追逃追贓已成為國內輿論和政法實務的熱點議題，由于境外追逃追贓往往是辦理某些腐敗案件的需要并且同反腐敗工作緊密相連，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論述一般都注重較高的“政治站位”，在國際合作問題上比較強調各國反腐敗合作的“政治意愿”。在世界各國的司法實踐中，針對腐敗犯罪案件的追逃追贓國際刑事合作往往成功率并不很高，就我們中國而言，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過于依賴或者相信各國反腐敗“政治意愿”，而輕視了針對具體法律問題的分析、研究和解決，似乎只要能夠占領反腐敗這一“道德制高點”，其他法律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但實際情況可能事與愿違。每個國家在反腐敗及其國際刑事合作問題上都特別注重各自價值觀念的宣解與維護，在一些境外追逃追贓案件中，不同政治見解、人權保護、死刑、刑訊逼供等說法成了不少國家拒絕提供引渡合作或刑事司法協(xié)助的主要理由，在這種情況下，基于不同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tài)而形成的法律標準及其解釋可能成為妨礙人們占據(jù)反腐敗道德制高點的主要障礙，或者說，形成了在反腐敗國際刑事合作中人們所更加關注的另一種“道德制高點”。前不久發(fā)生的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戈恩外逃及追逃事件就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實例，面對日本檢察機關的指控和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戈恩這只“黎巴嫩鳳凰”也在想方設法地搶占國際合作的道德制高點，使得對他的追訴和追逃進程受到關于“人權”“歧視”“操縱司法”等各種各樣的輿論拷問。

我們不要幼稚地以為各國政治領導人在多邊、雙邊等外交場合表達的反腐敗國際合作意愿或者達成的相關政治宣言可以取代各國司法機關或其他主管機關在具體案件中對本國法律制度、原則、規(guī)則的適用與解釋，即使是在那些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tài)相同的國家之間，例如歐盟成員之間，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之間，國家領導人或政治層面對個案司法程序的干預也是令人忌諱和討嫌的，是難以奏效的，甚至會引起適得其反的效果。筆者并不否認或貶低反腐敗國際合作政治意愿的作用和意義，沒有這一政治意愿，追逃追贓國際合作也不會成為當今國際社會所特別關注的熱點或焦點議題。作為實務工作者和法律研究人員還是要切忌空談，放低身段去分析、研究具體的法律問題，把境外追逃追贓更多地看作是法律博弈，而且是一種不以一時一事勝敗見分曉的、持續(xù)的法律博弈。

從一定意義上講，博弈是一種競技，它必須遵循相關各方共同商定的競技規(guī)則。我們說境外追逃追贓是法律博弈，就是說這些超出一國領域的活動必須遵循國際法和其他國家國內法所規(guī)定的規(guī)則與程序。法律博弈的技藝主要表現(xiàn)為對各國法律規(guī)則的把握和運用，在境外追逃追贓中切忌法律虛無主義，在國際合作場合不按規(guī)矩出牌，搞一廂情愿，投機取巧，或者做一錘子買賣，這類做法只會在博弈中喪失信譽和持續(xù)獲勝的可能性。不同類型的競技遵循的是不同的規(guī)則，引渡、資產追繳的刑事司法協(xié)助所遵循的也是特定的規(guī)則，這種規(guī)則通常由國際條約加以確定，并且由各國的國內法作出較為具體的調整，這類規(guī)則的適用可以并且通常保持著一定的獨立性，不受政治或外交因素的影響。有些國家雖然在政治或社會制度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或者一時存在著嚴重的外交糾紛或摩擦，但只要雙方遵循共同認可的合作規(guī)則，仍然可以針對具體個案開展刑事司法合作并且取得成功。有時候，兩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非常相似并且有著緊密的外交關系，然而，如果一方的刑事司法合作請求不符合國際法規(guī)范或者不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guī)定的條件，這種請求同樣會被對方拒絕。在正常的法治環(huán)境下，濫用國與國之間政治關系或外交關系的司法合作是難以持續(xù)地獲得成功的。

博弈應當講究對策，不可毫無章法、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對策的制定需要特別注重針對性，在境外追逃追贓工作中，應當根據(jù)不同的案件事實、不同的合作者、不同的訴訟對手、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擬定不同的工作步驟、方式、策略、重點和突破口，做到知己知彼，對癥施策，靈活應變，避免千篇一律，更切忌簡單地將國內工作方式和手段套搬到國際合作或國外法律程序當中。制定對策的過程也是自我調整的過程，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主管機關應當不斷提高自身能力建設，接受新的先進理念，創(chuàng)新工作和協(xié)調方式，改進和革除不適應國際司法合作、不利于在反腐敗合作中占領道德制高點的陳舊制度。從一定意義上講，道德制高點的占據(jù)依靠的是法治和倫理的先進性和包容性。

在法律博弈中，律師和專家是最好的博弈助手和參謀，因為審理引渡案件或者資產追繳案件的外國司法機關在對有關事實和法律問題的審理中更愿意傾聽律師和專家的意見，尤其是持中立立場的專家或非政府組織專家的意見。我曾經看到一份材料：在某外國法院審理中國政府針對一起重大腐敗案件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引渡請求時，被請求引渡人聘請了一位當?shù)芈蓭�，這位外國律師在開庭時又聘請了三位專家證人，其中一位是外國法學教授，一位是前外國駐華記者，還有一位是人權問題專家，而中方除依靠外國檢察官外沒有聘請律師或專家為自己的引渡請求進行辯護并澄清相關疑問，不難想象，被請求引渡人及其律師對中國法律制度的攻擊和負面宣傳、參與法律博弈的人員及力量的嚴重不對稱，必然導致該外國法院審理結果的偏向，最終導致中方的引渡請求被該外國法院拒絕。

境外追逃追贓的法律博弈是多方參與的博弈，或者說是多邊博弈。在相關的法律訴訟中，對峙看起來發(fā)生在提出追逃追贓請求一方與外逃人員之間或者與非法資產持有者之間，外逃人員或非法資產持有者是直接的或名義上的對手，我們需要采用有效措施制服他們或迫使他們就范，比如，借助刑事政策的力量迫使他們接受引渡或遣返，或者迫使他們自動返還違法所得。同時也應看到，提出追逃追贓請求的一方與逃匿地或非法資產所在地的外國主管機關之間存在著更為強勁有時又頗為隱蔽的博弈，實際上，外逃者逃匿地或非法資產所在地的外國主管機關是決定性的或者潛在的博弈對手，不同的是，該外國主管機關是需要在博弈中爭取為合作伙伴的對手，與其博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取得其信任、理解和幫助，克服和消解合作中遇到的困難和障礙。為了實現(xiàn)此目的，在與被請求方的博弈中應當充分尊重對方的法律制度，使自己的有關請求能夠得到對方法律制度的采納和滿足，有時候還需要求同存異，適當遷就，權衡利弊得失，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回報。

法律博弈也不以一時一事的成敗論英雄。吃一塹長一智，一時一事的失利可能換來持續(xù)的和廣泛的成功，持續(xù)性是法律博弈的重要特征，也是在這種博弈中策略運用的一個重要著眼點。在國際刑事司法合作中，對外提出的10項合作請求，如若能有5項得到接受和執(zhí)行，那已經是相當高的成功率。不要幻想“百名紅通人員”能夠全部歸案，無一漏網。從博弈的角度評判，真正體現(xiàn)技術含量的不是追回外逃人員的人數(shù)，而是追回外逃人員的方式，通過國際刑事合作成功追逃遠比通過單方面“勸返”實現(xiàn)歸案具有更強的影響力和威懾力。不退縮，不放棄，永不言敗，這是從事境外追逃追贓工作人員最可貴的博弈精神。當然，作為專業(yè)的博弈者，即使對局勢已經胸有成竹，同樣會保持淡定，不唱高調，隨時準備應對任何變局，平穩(wěn)走好每一步。

這本書就是從法律博弈的角度探討境外追逃追贓以及相關國際合作中遇到的各種各樣的法律問題，客觀地分析相關法律問題的緣由和機理，具體匯解和論證處理相關法律問題之方法和經驗的利弊得失，尋求和設計克服或規(guī)避相關法律困難與障礙的有效措施和對策。面對現(xiàn)實，不尚空談，遵守規(guī)則，改良法制，這是推進境外追逃追贓國際合作的必要心態(tài)。

黃風

2020年2月10日

于太仆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