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就用暗殺的辦法來解決。
　　答：對。這是袁世凱的一個罪惡。袁世凱有兩大罪惡，另外一個是稱帝。1913年3月20日，還差半個月滿31歲、實際主持國民黨工作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暗殺。用解決政治角力，這是民主共和的挫折。不過，當時司法獨立的意識深入人心，不但各地商會、教育會等民間組織和各界、各種報刊直截了當指摘袁世凱的罪惡，紛紛要求通過司法途徑解決這一罪案，上海地方檢察廳也發(fā)出傳票，要求北京地方檢察廳協(xié)助將犯罪嫌疑人趙秉鈞及其秘書“解送”到上海審問，展現(xiàn)了司法機構(gòu)作為正義的守護者的威力。不幸，解決這一罪案的正確途徑?jīng)]有被國民黨接受，他們不顧輿情和力量對比，于7月12日發(fā)動“二次革命”，不到兩個月，不但自己全軍覆沒，而且開啟了在民主共和的基本框架建立后，繼續(xù)用武力解決政治紛爭的先例。
　　這不僅是個別的認識問題，更深刻的根源在這一舉動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黨也必須及早完成從革命組織向民主政黨轉(zhuǎn)變的歷史任務(wù)，摒棄暴力思維，學會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尋求國家長治久安。這是觀念和制度的深刻變革。這一變革過程包括政黨本身的運作和領(lǐng)導方式的變革，完成政黨本身的民主化。當時國民黨多數(shù)反對這一孤注一擲的行動，但黨本身沒有民主化，多數(shù)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問：如你所說，袁世凱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而清末新政成就很大。袁世凱也并非守舊，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共和的敵人。當時袁世凱存在兩種取向，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怎么對待袁世凱，怎么對待從舊體制中分化出來的關(guān)鍵人物，怎么引導他們向善，我認為是民國初年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就有希望雙贏；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容易兩敗俱傷，甚至前功盡棄，導致全面的復辟。辛亥革命的失敗，或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解釋。
　　進一步分析還可以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利益分配機制的問題。即革命成功后，舊派的利益要不要尊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暫時掌握話語優(yōu)勢的新派，有沒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天下為公的胸懷，能不能跟舊派在利益分配格局上達成妥協(xié)的問題。要做到這一點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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