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不確定的年代

一
里根擔任美國總統(tǒng)期間，更準確地說，他屆任期所處的20 世紀80 年代前半段，是日美經貿關系的轉折時期美國從容忍來自日本的巨額貿易逆差，到通過貿易制裁扼制日本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進而挑戰(zhàn)日本的產業(yè)政策和市場體制。
這一轉變并非美國出于日本在經濟總量上追趕的顧慮（按相對比重計，美國經濟總量自馬歇爾計劃便開始下降）。尼克松1971 年8 月15日黃金美元脫鉤講話之后，日元兌美元不斷升值，以美元計價的日本GDP（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增加，于1978 年突破1 萬億美元（現值美元），占美國當年GDP 的比重超過40%，占比達到戰(zhàn)后水平；1980年之后，隨著美元階段性升值，這一比例又逐年下降；在1985 年9 月的廣場會議之后，因日元兌美元再度升值，該比例轉而走高，到1985年底上升到34%，不及1978 年的水平，更沒有到70%（70% 要到1995年日元兌美元升破80 之后了）。包括本書作者普雷斯托維茨先生在內的一線談判官員和美國產業(yè)界人士就美國產業(yè)所面臨的威脅不斷發(fā)出警示所產生影響的后續(xù)結果包括：美國政界和學界對日經貿問題的思想轉變、美國對日本經貿政策的轉變，以及更重要的，美國相應立法的加強，尤其是1988 年出臺、影響至今的綜合貿易法案，有研究者就將該法案視為美國自1934 年對等貿易法案之后的重大轉向。
日美兩國間的經貿摩擦可追溯至20 世紀50 年代后期，恰是美國通過開放本國市場拉動日本經濟增長之初。遲至里根屆任期，兩國間的貿易摩擦多聚焦于日本不斷擴大的對美順差，談判內容是就貿易論貿易、如何通過貿易手段降低美國的貿易赤字。冷戰(zhàn)及美國政界和學界對本國經濟實力和產業(yè)的自信，是決定這種談判格局的主要因素。到20世紀80 年代初，對于不斷上升的對美順差，日方甚至比美方自己更擔心由此在美國國內引發(fā)的不滿。這些不滿主要來自美國民間，原因簡單美國市場上日本商品份額的增加，導致了美國相關產業(yè)所在地的銹帶化擴大、失業(yè)加劇。但美國產業(yè)工人的不滿，初并沒有在美國政府那里帶來他們預期的效果，即便有其代理人國會議員參與了傳播至今的砸日本電視、汽車等活動。在繼續(xù)此前二十多年的談判模式之余，出于對國內不滿引發(fā)的國會保護主義的擔憂，里根政府希望借助短期見效的手段，降低對外（日）貿易赤字，匯率調整因此被其第二任財政部長詹姆斯· 貝克選中，這迎合了日本的考慮，1985 年9 月22 日的廣場會議應時而生。

二
廣場會議是以貝克和沃爾克為代表的財政金融系統(tǒng)的努力，他們同本書作者所在的對外經貿系統(tǒng)幾無交流，兩個系統(tǒng)針對解決美國對外貿易失衡問題的策略也大相徑庭。廣場會議之前，作者所在經貿系統(tǒng)的力量已經逐漸加強，并主導了1986 年之后美國的對日經濟政策走向。
普雷斯托維茨早年留學日本，在日本營商多年，并以不同身份同日本政、產、學界打交道，自卡特政府時期即參與美日貿易談判，歷經三屆美國政府，深諳日本文化，是深刻理解東亞模式的美國一線貿易官員代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美國本土，他是著名的知日派，被稱為日本通；在日本，他則被視為美國對日經貿政策的鷹派，《日本經濟新聞》甚至在頭版稱他為造成日美經貿關系緊張的罪魁禍首。當時，普雷斯托維茨比美國學界、軍方和其他行政官員更清楚美日兩國在國內、國際經貿政策上的巨大差異，即兩國政府在產業(yè)發(fā)展中角色不同、兩國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不同；清楚這些差異給美國相關產業(yè)已經造成和即將造成的巨大威脅；清楚美國對日本不斷攀升的貿易赤字，原因在美國人理解的貿易之外。在他所代表的群體看來，對付日本、免于被日本超越，要做的事情很多，首當為以對等為基礎的政策和貿易關系、強化美國貿易立法和執(zhí)法，這是兩國間的制度和體制問題，非一日之策可以解決，廣場會議僅僅是一個政策選項。
這些看法，迎合了美國民間的不滿，同時得到IBM（國際商業(yè)機器公司）和摩托羅拉等美國大公司的認同，使普雷斯托維茨會同查莫斯· 約翰遜等另外三位專家一起，被稱為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上的修正者，進而成為改變20 世紀80 年代中后期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關鍵力量，也影響了美國后續(xù)的政策走向。本書英文原版甫一出版，即登上當年美國《商業(yè)周刊》年度十大暢銷書書榜；克林頓入主白宮后，便讓其內閣熟讀本書。本書也有利于理解美國時下為什么實行強硬的對外貿易政策。

三
因為是作者親歷，所以涉及的產業(yè)歷程和談判細節(jié)尤其可讀，比如，作為當年美日半導體談判美方牽頭人，普雷斯托維茨描述的半導體產業(yè)在兩國的發(fā)展路徑及兩國談判過程；貌似無關貿易事務卻對貿易談判有決定性作用的軍方態(tài)度變化；以及日本談判官員直言的美國就像一頭老獅子對他這樣的一線官員的影響等。
作者就對外貿易實務中美國相關各方（國會、國務院、白宮辦公廳、商務部、貿易代表辦公室以及財政部）間的信息壁壘、博弈甚至互相拆臺的記錄，頗有畫面感，更有利于理清旁觀者的認知。以廣場會議為例，作者所在的商務部及貿易代表辦公室從未參與，事前對會議安排更是一無所知。這同詹姆斯· 貝克的說法一致。貝克在其回憶錄《努力工作，學習，遠離政治！》（Work Hard，Study…and Keep out of Politics!）的后記里簡短提及了廣場會議的經過。他說，包括里根總統(tǒng)在內，美國共有8 人在1985 年9 月22 日會議召開前了解會議安排，這8 個人是：總統(tǒng)里根，白宮辦公廳主任（唐納德· 里甘），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及其高級助理，以及財政部里的四個人理查德· 達曼、戴維· 馬爾福德、負責公關事務的助理秘書瑪格麗特· 塔特懷勒和貝克本人。沒有美國時任貿易代表，更沒有1985 年6 月即離任貿易副代表的萊特希澤。貝克在回憶錄里提及，關于廣場會議，船橋洋一先生的《管理美元》是非常好的記錄。

四
20 世紀80 年代是世界的變革時期兩德即將統(tǒng)一、蘇聯快要解體、冷戰(zhàn)走向尾聲，這是美日經貿關系轉變的重大國際背景。另一個重要背景是，美國主導的金融全球化開啟，國際資本流動加速，華爾街話語權提升。當時，身為美聯儲主席的沃爾克倡導審慎和適度監(jiān)管原則，這不受政府里的自由市場主義者歡迎�；ㄆ煦y行前主席沃爾特· 里斯特森當時稱沃爾克為大媽（big nanny）監(jiān)管之手妄圖干涉金融創(chuàng)新業(yè)者的每個嘗試。20 世紀90 年代之后，資本話語逐漸占據上風。資本全球化和金融創(chuàng)新，推動了信息產業(yè)的發(fā)展，這進一步助長了資本的力量。本書中，美國主導產業(yè)（包括IBM）在20 世紀80 年代曾發(fā)揮支持保護主義的角色，而今的信息產業(yè)則是全球化的推動力量，同時獲得了資本的支持。在此期間，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員。
戰(zhàn)后世界經濟的發(fā)展模式不曾有根本性的改變（近80 年來的全球化主線是，全球經濟對美國的依賴，依賴不同方式形成的美元溢出效應，或者是其居民消費，或者是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至今仍未出現可以替代美國的火車頭），普雷斯托維茨在本書中談到的問題和其焦慮，今天仍然存在。如果要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參與者的增加、貿易和金融業(yè)體量的擴大，美國在30 多年后所面臨的問題顯然更多、更復雜。在國際貿易中，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但貨幣和信息及現代物流業(yè)的發(fā)展，限度上實現了勞動力事實上的自由流動，或者說是資本希望的勞動力全球化參與方式：資本收獲勞動力紅利，卻不承擔或讓渡了其需要承擔的責任；全球化正是資本在全球尋找廉價勞動力和生產基地的過程。
就如同一家公司的營收不可能維持十幾年、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總量也是如此，無論是日本還是引領日本經濟騰飛的美國。事后看，里根之后老布什總統(tǒng)的亞洲政策（其間斯考克羅夫特在美亞間的穿梭），已經預示了全球經濟新格局的出現。只是，當事者也沒有預見到后續(xù)的發(fā)展和時下的局面。
在20 世紀80 年代，對于經濟全球化，政府尚有拿捏的余地，或支持或抑制，均可見到效果。而今，信息技術和產業(yè)的發(fā)展伴隨以資本全球流動，歷史上的拿捏余地，即便有，也極其逼仄。全球化紅利越發(fā)向資本和技術集中。利益的盤錯，使得即使是解決貿易失衡，其難度也遠超20 世紀80 年代，斷不是砸?guī)着_電視、燒幾輛車可以化解的，不論是對美國還是對其他經濟體。
確定的是，未來是不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