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翻譯過程中我的一位同事曾經說：翻譯不是原創(chuàng)性工作，而我則再次體會到翻譯家傅雷先生的名 言，翻譯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 在翻譯過程中，我們盡量做到在充分理解作者原意、忠于原著的前提下，以我們能夠掌握的、為 貼切的中文將之表達出來。但是，作為譯著，除了語言本身的限制外，因原著所處國家地域的人種組成、 社會文化經濟等各種狀態(tài)的差異，本譯著仍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某種限制性。如果不考慮這種地域和文化 的差異而對本書所有內容生搬硬套，則很可能導致對疾病診治的誤解，讀者在閱讀時也可能會覺得有些 語句難懂、晦澀，難會其意。比如，本書章中關于視神經炎和白內障的癥狀描述的區(qū)別中描述，前 者多為視覺發(fā)暗（dimming）、后者多為模糊（blurring）。但是患者則可能不太會如此描述、或使用其他 不同的詞匯來描述。而且，在第四章中，關于視神經炎的描述中是針對在歐美國家常見的、多發(fā)性 硬化相關的視神經炎進行的，其他不與多發(fā)性硬化相關的視神經炎則被歸于變異一節(jié)中，但是迄今 為止的研究資料以及臨床實踐經驗都提示，我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是以視神經脊髓炎相關的視神經炎更為 常見。再比如，本書第四章中在描述顱內壓增高引起的視盤高度水腫時形象地使用香檳酒瓶塞樣改 變來描述，但是這個對歐美人來講很常見的香檳瓶塞對我們來講可能就比較生疏、難以理解。第六 章關于非器質性視力下降的檢查方法、患者的反應等都很可能因文化、習慣的不同而并不全部適應于我 們國內的患者。 另外，由于神經眼科疾病常常是中樞神經系統(tǒng)病變所致，而基于中樞神經系統(tǒng)損害的不可逆性，神 經眼科疾病中有很多情況尚屬于可以明確診斷但不能治愈的狀態(tài)，如各種視神經病變后期視神經萎 縮、先天性眼震等。本書原著中多處出現(xiàn)對于這類不能治愈的疾病強調其診斷非常重要的陳述。我們在 閱讀時可能會產生既然不能治療，為什么要如此強調臨床診斷的感受。如先天性眼震一節(jié)就強 調，正確診斷或顯性眼震在臨床上很重要，因為可以明確其為先天性所致而非獲得性中樞神經系統(tǒng)疾病 所致。在美國這樣一個以醫(yī)療保險為付費主體的國家，為確診目的給患者進行的各種輔助檢查（尤其是 昂貴的檢查如頭顱 MRI 等）要受到患者所擁有的醫(yī)療保險計劃的制約。換句話說，如果醫(yī)生不能憑借其 掌握的理論和體格檢查技能、在盡可能少用輔助檢查的情況下確診，而是隨意開具各種輔助檢查（尤其 是昂貴的 MRI 等）的話，其相應費用很可能被保險公司拒付，因此而產生的損失要由醫(yī)生或其醫(yī)療機構 承擔。如果能夠明確患者的眼震是先天性的而不是獲得性中樞系統(tǒng)疾病所致，就沒有必要進行頭顱 MRI 等檢查去排除腫瘤、卒中等疾病，而是把時間和金錢花在如何控制或減輕其眼震的干預手段上來，以期 在不能逆轉患者先天性損害的客觀情況下，限度改善患者生活質量�；颊咴诘玫结t(yī)生的解釋，明白 自己的疾病狀況后，大多數(shù)也能接受并積極配合。這看似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學術性問題。但是對于我們 的臨床實踐卻具有特殊意義，尤其是在目前階段。我們國家在改革開放后短短的幾十年內，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飛速發(fā)展，與西方的交流也日益深化，盡管在患者就診觀念、醫(yī)療運行體制、醫(yī)生的醫(yī)療行為習慣和觀念等方面與西方國家還存在著多方位的差異，但是，無論如何，能夠從醫(yī)療、學術、經濟、人文等方面全方位地為患者考慮，是一名優(yōu)秀的臨床醫(yī)生的永久追求。作為譯者，我們感到本書的神奇之處在于：對于神經眼科初學者來講可以作為一本系統(tǒng)學習的入門書；對于已經閱讀了一些神經眼科專著并且積累了一定臨床工作經驗的神經眼科醫(yī)生來講，則很可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本來覺得自己并不饑渴，無意中嘗到了一道美餐，結果胃口大開，不停享用而不能自己。兩位主譯在翻譯及校閱的過程中也感到很多知識點得以補充和更新。建議在閱讀使用本書時，把重點放在其知識性方面，將其靈活應用于自己的臨床實踐中，避免一切照搬照抄。在客觀條件允許的前提下，盡己所能，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知識和技能，為患者提供從身體到精神乃至經濟方面的利益。同時，也應該意識到，我們的國家在積極推進醫(yī)療體制改革，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東西方的醫(yī)療體制會集眾家所長，越來越完善。而在那樣的醫(yī)療和社會體系里，基于高水平的專業(yè)服務上的人文關懷會不僅在類似神經眼科這樣的專業(yè)、也會在其他專業(yè)愈顯其重要性。我們今天的學習、實踐，是為明天更好地做一名優(yōu)秀的醫(yī)生而做準備。

首都醫(y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yī)院

魏文斌　張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