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任何時代的文化都是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某個節(jié)點，它的產生既是各種力量角逐的產物，又是場域資本有效配置的表征。五四新文化由各種歷史合力塑造而成，新式教育、社團學會、報刊傳播形成的輿論話語權構成社會性權力，規(guī)約了文化在場域中的位置。民國初年，皖籍知識分子以學校、社團和報刊為平臺，建構了主體間理性交往對話的公共文化領域，他們竭力支援并積極參與了學校和社團的公共性文化活動，通過報刊表達了公眾的利益訴求。在文化輿論的建構過程中，皖籍知識分子通過斗爭的形式確認了現(xiàn)代文化體系的合法性地位，利用文化資本實現(xiàn)了意識形態(tài)在多維空間的輻射，進而獲取了支配新文化場域的社會權力。本書避免文化研究中形式主義的單薄和歷史感的喪失，從場域所蘊含的關系性視角立體、多維度解析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對公共文化領域及文化輿論的建構，透視皖籍知識分子輿論言說的社會性邏輯，探究民初皖籍知識分子營造的文化輿論與社會結構的動態(tài)關系。并嘗試從公共領域這樣一個社會關系性的角度去理解民初皖籍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試圖透視這一時期文化演變的社會性邏輯，也希望能對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生機制作出邏輯上的合理解釋。
本書主題的研究價值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為民初皖籍知識分子群體性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觀照視域。從公共領域視角分析民初皖籍知識分子的群體性文化活動，有利于全面深入了解民初皖籍知識分子的文化姿態(tài)和價值訴求，突破以往對某一特定皖籍知識分子的研究，通過勾勒皖籍知識分子文化共同體的組建形態(tài)和預設理念，為解讀群體性組織的公共文化活動提供參照體系。
其次，加深對五四新文化發(fā)生演變過程的邏輯性認識。學界對五四新文化發(fā)展歷程的言說多從思想內涵、意識流變等角度進行系統(tǒng)考察，而從公共空間角度的探究較為薄弱。歷史作為合力作用的結果，其發(fā)展與社會組織的空間建構和輿論言說密不可分，皖籍知識分子開拓的公共空間和公共輿論促進了五四新文化的發(fā)生，探究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建構的輿論空間有助于從跨學科視角深入研究文化輿論對社會轉型的影響機制。
再次，探究新文化輿論建構的歷史真相。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著眼于立體、多維度審視文學的意義生產，在空間性的結構里，各種勢力依憑多元化的資本形態(tài)相互博弈，爭奪話語權，社會的輿論場域在權力角逐中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地位。通過探究文化輿論的建構過程，有助于還原充滿爭斗的動態(tài)化歷史真相，解析文化資本博弈中的張力結構。本書借助區(qū)域性知識分子的研究，探討全國性文化運動的起因和發(fā)展特點，進一步拓展了現(xiàn)代學術史的研究領域。
后，提供了知識分子與社會互動的文化路徑。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從公共立場出發(fā)，憑借文化資本對理想化的社會機制進行合法性論證。他們積極介入社會現(xiàn)實，勇于承擔民族重負，促使當下知識分子思考如何發(fā)揮自我的公共職能及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對實現(xiàn)知識分子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具有借鑒意義。
本書主要采用了三種研究方法：
，以問題為中心，以問題推動論證。本書論題的核心是民初皖籍知識分子與文化輿論的關系問題，圍繞這一核心問題引發(fā)了一些次生問題，如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建構文化輿論的社會語境，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建構文化輿論的社群媒介和公共空間，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建構文化輿論的社會資本，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建構文化輿論的歷史影響。這些次生問題，每一個都又帶出一些更具體的小問題。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有的放矢地開展論證，避免漫無目的的泛泛而論。
第二，史學與社會學的觀照。本書力圖使論證有一個史的視野，以史帶論，論從史出，避免在論述民初皖籍知識分子與文化輿論的關系時陷入一種靜止的考察；另一方面，本書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史學重思想，社會學重行為，文化輿論作為社會話語方式，是社會現(xiàn)象的重要表征，本書考察民初皖籍知識分子與文化輿論建構關系背后的社會邏輯機制，即社會結構轉型、社會公共空間、媒介運作、社會資本對民初皖籍知識分子營造的文化輿論有著怎樣的影響。
第三，具體論證上，注意史料與理論探討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本書重視史料的發(fā)掘與運用，力圖在史料細致梳理的基礎上做到論證嚴密，立論有據(jù)。采用原始史料，努力還原歷史現(xiàn)場，從而在真實歷史語境中，為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建構文化輿論的社會邏輯追根溯源。

朱妍 謹識
2021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