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余年來，我一直在探尋清季延及民初的政治權力格局問題，并力圖將宏觀思考與實證研究相結合。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見，雖或不免貽笑于方家，亦不敢敝帚自珍。

如何研究晚清的權力格局及其變遷？其路徑應是合理而多樣的，核心之處在于既尊重傳統(tǒng)史學歷來重視的政府和上層社會研究，又重視晚清民間社會勢力和下層社會研究的新發(fā)展，還應充分考慮中西內外互動的因素。

研究晚清的權力格局及其變遷，毫無疑問，當然要關注晚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支配和調動各種資源的能力上的變化，特別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勢力消長。隨著 20世紀以來中國的革命史研究取向成為這一時代的學術潮流，探討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對清王朝統(tǒng)治的沖擊，對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的影響，也成為這一領域研究的重要路徑。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晚清民間和地方下層力量對權力格局的影響，而這一路徑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愈益受到重視。自太平天國運動開始，當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為首的湘淮集團崛起的時候，許多戰(zhàn)爭波及之地，不僅府、州、縣，甚至鄉(xiāng)、鎮(zhèn)等地方下層也往往有鄉(xiāng)紳組織力量對抗太平軍。太平軍被鎮(zhèn)壓后，他們便因此在一府、一州、一縣、一鄉(xiāng)、一鎮(zhèn)取得了一定的優(yōu)勢地位。在后來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清末新政中，民間社會力量或參與興辦實業(yè)，或參與辦學、推動留學運動，或積極參與收回利權運動，或在立憲運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他們通過組織團體與地方官廳打交道，往往能夠在一些問題上取得共識，而后與朝廷抗爭，并逐步形成具有影響的社會勢力。晚清時期的民間社會力量，因地區(qū)的不同、行業(yè)的差異，而不同程度地具備了新的社會屬性。它們在區(qū)分與融合中，都是與新的經濟活動、新的思想觀念、新的教育和近代報刊輿論的出現(xiàn)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些新的社會力量雖然很幼稚，也很脆弱，旋興旋滅，但作為新的社會因素，它們的成長、積聚，是中國社會走向近代的基本推動力之一。研究新的民間社會和地方下層力量的形成與發(fā)展對晚清政治格局的影響，相對于研究政府和上層社會對晚清權力格局的影響這一途徑而言，是同樣重要的一個路徑。同樣，晚清中國面臨西力東侵，外國勢力對近代中國內政的不斷干涉和滲透，使得晚清政府的內政外交，無不彌漫著內外力量的互動與角力，因此，研究晚清內外互動對權力格局的影響，亦是重要路徑之一。

中國歷史進入清后期，這是一個內憂外患頻仍的時期，也是中國社會苦苦探索自身走向的重大轉折時期。中國社會應當選擇什么樣的政治走向和歷史發(fā)展道路，既是由晚清各派政治勢力主張的不同政治方案的斗爭結果所決定的，也是由既有政治體制的發(fā)展變化所決定的，同時還是晚清各種政治和社會勢力博弈的結果。毫無疑問，無論是政治方案的設計，還是政治體制的演變，中央和地方權力關系的界定和處理都是中心內容之一。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涉及面較廣，既要從宏觀上把握晚清政局的歷史走向，又要在整體把握的基礎上做出具體研究。本書著重考察同治、光緒兩朝（具體時間跨度為18621900年）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后期和鎮(zhèn)壓捻軍起義的過程中，以及戰(zhàn)后承平時期和對外戰(zhàn)爭中，以湘淮軍政實力集團為代表的地方勢力趁勢崛起，清廷中央統(tǒng)治集團與湘淮集團在行政人事、財政稅收、軍隊控制、司法外交等權力問題上的激烈爭奪，力求將代表人物的思想流變與政治局勢的演變結合起來，將政治史與晚清財政稅收體制、軍隊控制體制的演變和社會勢力的發(fā)展變化史結合起來考察，具體分析清廷和湘淮集團在上述領域的較量。

關于晚清自太平天國運動以來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演變的研究，學界確實長期側重于從政府和上層社會來進行研究，也確實在這一領域中產生了一些影響很大的成說。自1937年羅爾綱提出湘軍興起為晚清兵為將有的起源，并指出晚清各將帥各私其軍而出任疆寄，正不可避免地造成外重內輕以致于分崩割據的局面 ，進而在 1939年正式提出督撫專政而軍閥割據的觀點后，迄今學界論及晚清中央和地方關系問題時所持的觀點基本仍遵循這種通過太平天國戰(zhàn)爭，晚清政局的走向是中央權力不斷削弱，地方權力不斷增強，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的觀點和思路 。而近代史各領域的論著，在涉及近代歷史背景或是相關的專論中，多以晚清中央權力下移、內輕外重局面已形成，作為立論的基礎。如在洋務運動史研究領域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李時岳、胡濱合著的《從閉關到開放》一書中，在分析洋務運動得以開展的國內政治局勢時說：清朝太阿下移，漸次形成了內輕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 現(xiàn)代化理論與歷史實踐研究領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羅榮渠在《現(xiàn)代化新論》一書中說：到19世紀下半葉，……平定內亂的緊急形勢迫使清廷授予各省督撫以編練新軍和籌餉的大權，從而部分軍、政、財大權都從中央向地方轉移，從滿人向漢人轉移，形成了漢人地方軍事大員領導的區(qū)域性政治經濟司法的一體化格局。這種分權化與地方自主性增強的趨向，松動了原來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 2012年，李細珠所著《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 晚清權力格局再研究》一書，以及同年發(fā)表的《辛亥鼎革之際地方督撫的出處抉擇 兼論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的影響》一文中，對清末新政時期權力格局提出內外皆輕觀點的同時，仍提出對庚子年以前的晚清權力格局的判斷應遵從羅爾綱督撫專政說的觀點，如果僅就庚子事變以前四十年立論，羅先生內輕外重說大致可以適應 c。對此，本書在探索重視政府和上層社會研究，與重視晚清民間社會勢力和下層社會研究相結合的同時，也秉持著重從政府和上層社會研究這一視角，有針對性地提出如下觀點：晚清時期，清朝長期實行的高度中央集權隨著太平天國起義而受到巨大沖擊，地方軍政大員的權勢明顯增強，這是客觀事實；但清廷采取了較為有效的應對措施，使得至少在辛亥革命爆發(fā)之前，尚看不出地方政府極大分權、中央控制力極大削弱的狀況，這同樣是歷史事實。

關于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演變的研究，多與近代史學界、思想理論界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密切相關，如圍繞告別革命、辛亥革命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孫中山、袁世凱等歷史人物評價的論爭，在近代史領域所引起的爭論是很激烈的，都需要通過認真考察這段歷史，發(fā)現(xiàn)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運行的實際情況及其多面相，要看到清廷的專制皇權在受到沖擊后，一般能重新穩(wěn)住陣腳。從整個晚清時期來看，清廷在與地方勢力集團的斗爭中，基本能控制局勢。甚至就是在 1909年之后，清廷罷黜袁世凱，袁世凱也不敢公然對抗。通觀晚清內外互動和權力格局的狀況，導致清王朝滅亡的因素主要是革命運動的沖擊、清王朝核心集團的冥頑不化與嚴重孤立、帝國主義的干預，以及三大內外權力因素的互動。

回顧近代史學界關于晚清中央和地方關系問題的研究史，歷來的研究者做了大量工作，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在史料不斷挖掘整理的基礎上，研究水平也在逐步提高。關于清廷中央和湘淮為代表的地方實力集團的權力關系研究，過往多集中于湘淮集團本身的發(fā)展演變上，至多旁及一些與中央政府（清廷）權力格局演變相關的問題，較少真正系統(tǒng)研究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關系演變、權力格局變遷的問題。近 20來年開始出現(xiàn)一些專論中央和地方關系問題的論著，其中，羅爾綱先生的督撫專政論及相關論斷影響較大，不過，近年來，學者們從不同視角、不同研究時段，結合對歷史走向的宏觀把握和實證研究，也不斷提出新的論點，對于推動學界的深入研究頗有啟發(fā)。因此，在學界過往幾十年研究的基礎上，從多層面、多角度、長時段分析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的演變過程、內外互動、雙方權力博弈的狀況，做出一批有分量的實證研究成果很有必要，也是研究的新趨向。

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今天已逐步突破舊政治史的各種局限、束縛，然而如何在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尋找新路，仍是今天的史家不斷探索的內容。學術研究的經驗也表明，并無一定之規(guī)，見仁見智，筆者談點粗淺的看法：

在研究思路方面，一是不斷拓寬研究視野，轉換研究思維。清晚期是中國社會一個急劇轉型的時期。在內憂與外患交織，危局與生機共生的局面下，對近代中國社會走向起著歷史性支配作用的晚清政局究竟如何？是如目前學界通行的督撫專政、地方勢力尾大不掉的局面嗎？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就是典型體現(xiàn)這些問題的選題。近代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已不單純是內部新舊交替的問題，還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外國勢力對近代中國內政的不斷干涉和滲透，以及向近代社會尋求重生的問題。因此，必須在這個基礎上來思考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變遷的大勢。從清王朝內部考察中央和地方權力關系的變遷，研究者多從湘淮集團沖擊清廷中央集權的角度來研究，這是歷史多面相中的一面。而清廷決不會坐以待斃，輕易讓出權力，必然有許多反制的政策措施，對其具體效果和長遠影響必須做出具體考察。同時，外國勢力的因素，以及圍繞晚清政府內政外交的互動與角力，也必須圍繞歷史問題做出具體考察。因此，多層面、多角度來思考湘淮地方實力集團與中央政府的權力博弈，或更有助于全面了解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演變的大勢。

二是注重群體研究。談及晚清地方勢力，研究者往往將之與以曾國藩、李鴻章等為首的湘淮集團，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聯(lián)系起來，仿佛這是此期中國最大的掌握軍隊、擁有大量高官的實際統(tǒng)治者。除了太平軍是其大敵外，清廷似乎不是曾國藩等湘淮軍首腦的對手。但為何在后太平天國時期，左宗棠、李鴻章等雖頻現(xiàn)于晚清政治舞臺的顯著位置，但多以個人面目出現(xiàn)，整個集團到哪兒去了？現(xiàn)有研究論著多是表現(xiàn)鎮(zhèn)壓太平天國、捻軍時期湘淮集團的鼎盛，而較少有戰(zhàn)后集團的走向研究；多是論述少數實力督撫在洋務運動中興辦軍民用企業(yè)的過程、個人的興衰榮辱，較少論及他們作為地方實力集團成員所體現(xiàn)的集團勢力與清廷中央的關系，集團內部關系的發(fā)展演變，等等。故戰(zhàn)后集團的走向、集團與清廷中央的關系、集團內部關系演變等，都是應重視和研究的問題。

三是研究近代中國問題，一定要注重制度與人、事關系的結合，注重在東亞國際視野下中外關系的結合。就本領域研究而言，我們應當研究明白，既然湘淮實力督撫擁有如此多的行政、軍事權力，具有如此大的經濟實力，為何清廷還能牢牢占據統(tǒng)治地位？督撫受儒家忠君思想等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影響，戰(zhàn)爭形勢的造就、傳統(tǒng)政治制度的制約、帝國主義的干預等因素，確實發(fā)揮著作用，但如果不區(qū)分戰(zhàn)時特殊時期和戰(zhàn)后承平時期的分別，不考慮即便是導致清王朝滅亡的直接力量之一北洋集團實際上也并未顯示出絕對控制清末權力局面的能力和實力等情況，就仍會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同時，近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與列強總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諸多問題必然涉及中外史料的發(fā)掘，方能對如亂絲般的史事謎團有一個更寬視野的、更清晰的認識。

本書力求通過對清后期同治和光緒兩朝 30多年間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問題的宏觀把握，尤其是督撫權力的消長及其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微妙關系，探討晚清延續(xù)至民國初年的歷史走向。通過對同治和光緒兩朝中央和湘淮等地方實力集團對省級政權的控制力，清廷因勢利導將湘淮一體向湘淮分立的格局演變，在政策、策略上則經歷了扶淮抑湘轉化為湘淮互制等問題的探討，對同治、光緒兩朝30余年間在中法戰(zhàn)爭、甲午中日戰(zhàn)爭等對外戰(zhàn)爭和近代海軍、新水師的編練中，中央和地方對軍隊控制權及以餉需、軍火供應為中心的財政稅收權力的爭奪與妥協(xié)等問題，對同治和光緒兩朝西方列強（包括外國朝野勢力）對中國內政日漸深入的干預、滲透，通過西方（包括日本）政府和軍官參與中國練兵、政治結盟、培植勢力等問題，力求通過實證研究，提出一些有歷史價值、有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的專題研究成果。

本書的研究力求有如下突破，以期取得創(chuàng)新成果：

• 力求突破以羅爾綱為代表，并影響整個學界的督撫專政、晚清自湘淮集團以來逐漸形成內輕外重、地方勢力尾大不掉之勢等觀點的藩籬，對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分配的動態(tài)過程做出具體、翔實的考辨和分析。雖然自太平天國起義爆發(fā)、湘軍集團崛起后，到北洋集團，地方勢力確實對清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產生了很大沖擊。但是，清廷中央政府采取了較為有效的應對措施，使得清廷在較以前有所分權的情況下，仍在較大程度上和較大范圍內維持了自身的權力和控制力，并未出現(xiàn)地方政府極大分權、中央政府控制力極大減弱的情況，晚清時期并未出現(xiàn)地方勢力尾大不掉的局面。

• 力求把握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關系演變的動態(tài)過程。對于這一課題的研究，容易出現(xiàn)一些傾向。如設定一些指標，堆積資料；或是簡單借用一些分析模式；或是從傳統(tǒng)制度史的角度做靜態(tài)的描述，而較少具體考察制度變遷的動態(tài)過程。本書的研究，充分重視學界各種新舊觀點和研究的突破點，力求在系統(tǒng)考察整個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關系演變的動態(tài)過程的基礎上來進行。

• 對湘淮集團與清廷關系的研究，一定要突破在實質上局限于太平天國起義時期的時限模式，也要突破戰(zhàn)時體制模式，即以戰(zhàn)時特殊體制來規(guī)范包括承平時期的體制運作。本書以長時段考察同光時期的權力格局，既要考察太平天國戰(zhàn)爭中清廷和湘淮集團雙方關系的狀況，也要考察鎮(zhèn)壓太平軍和捻軍的戰(zhàn)爭結束后，從同治到光緒年間雙方關系發(fā)展的新態(tài)勢。

第四，突破長期占據統(tǒng)治地位的、單一的地方勢力沖擊中央集權的研究視角，從清廷中央政府（清廷）的角度，以及中央和地方互動的視角，來研究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關系的演變。因此，本書具體考察湘軍集團爭奪權位策略的變化和清廷政策的調整，清廷與湘淮首腦在湘淮督撫藩臬的安排、使用、調動上的明爭暗斗，同治、光緒時期清廷任命湘淮督撫的具體情況，湘淮集團對省級政權的實際控制力，以及清廷全面實施眾建督撫而分其力的政策后湘淮集團的分化狀況，等等，就是從行政和人事任免權上的具體考察；而對清廷和湘軍集團在長江水師控制權上的爭奪、長江水師的經制特征等問題的考辨分析，則是從軍隊控制權力上進行的考察；對晚清厘金、海關洋稅等新增稅收項目的制度變遷，以及解款協(xié)款制度和奏銷制度等財政制度的變遷狀況的研究，則是從財稅控制權力上進行的考察。總體而言，從太平天國戰(zhàn)爭時期到戰(zhàn)后承平時期，再到中法、中日、八國聯(lián)軍侵華等對外戰(zhàn)爭，湘淮集團確實在大力擴張其權力范圍，并由此與清廷展開了諸多爭奪，而清廷在不得不依靠湘淮集團成員做事，使他們得建事功，并與之分享部分權力的同時，通過各種統(tǒng)治策略的調整，成功地使軍、政、財等主要控制權仍握于中央政府手中。

第五，拓展視野，要清楚地認識到晚清中國社會處在一個內憂與外患交織的急劇轉型時期，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已不單純是內部新舊交替的問題，還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外力不斷向內滲透，以及向近代社會尋求重生的問題，故晚清權力的結構是多向度的、內外兼具的。因此，必須從內外權力的互動和權勢轉移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和思考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變遷的大勢，以及充分展現(xiàn)這種變遷大勢的具體的歷史問題。

第六，力求處理好宏觀把握與實證研究、繼承與創(chuàng)新、模式與突破等一系列關系，在此基礎上抓住一系列核心問題，做出扎實而有創(chuàng)見的成果。在學術思想和學術觀點的特色和創(chuàng)新上，要將注重在歷史長河中探尋制度的脈絡、探察制度與社會、國家機構間的關系和制度的歷史演變的歷史考察方法，與推崇結論的客觀性、科學性、普遍性，力求對歷史現(xiàn)象的研究達到精細化和準確化水平的實證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注重宏觀把握與實證研究、專題探索緊密結合，注重問題意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探索。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特色和創(chuàng)新，注重中外史料的互證，注重思維轉換。研究者多從地方實力集團沖擊清廷中央集權的角度來研究，這是歷史多面相中的一面；而清廷決不會輕易讓出權力，必然有諸多反制的政策措施，加上列強外力的介入，也是歷史面相。因此，多層面、多角度來思考地方實力集團與中央政府的權力博弈，加強系統(tǒng)分析，對晚清權力變化的目標、路徑、權力結構和環(huán)境作出總體性、關聯(lián)性分析，找出制度變化與環(huán)境應力之間的契合點，有助于全面了解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演變的大勢。

清季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以及影響這一權力格局變化的內外因素，是學界討論清季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近代中國的政治走向的核心問題之一。對于晚清地方督撫權力的消長及其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問題，傳統(tǒng)的督撫專政內輕外重說受到質疑，學界突破既有藩籬，而不斷提出新解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就促使研究者必須創(chuàng)新思維，打破成說和范式的束縛，通過對清季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問題的宏觀把握，與晚清行政人事、軍事、財政、司法、外交等權力體制變化的實證研究結合起來，探討晚清中央和地方權力格局變化的影響力和實際效力。顯然，通過對清后期40余年權力格局的宏觀把握，充分考量督撫權力的消長及其與中央政府的微妙關系，以及上下影響、內外互動的權力因素，對于探討晚清至民國長時段的歷史走向和權力格局，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