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xiàn)代組織和政治生活中，指責的博弈（blame game）已引發(fā)廣泛的討論。在搜索引擎中輸入這個詞，或其他相近的說法，如指責文化（blame culture）、免責政治（teflon politics），你會看到數(shù)千萬的點擊量。本書旨在描述、剖析和解釋指責的博弈，展現(xiàn)避責（blame avoidance）如何塑造政治和組織生活，看看指責的世界（blameworld ）里，從高層領導到一線人員的各類主體，究竟使用了哪些策略來限制或轉(zhuǎn)移責任。盡管大多數(shù)觀點在基調(diào)上都不贊同指責的博弈和指責文化的合理性，但我認為指責在社會和制度生活中并不全然是壞事。無論我們對對抗性法制（adversarial legalism）或政治生活中瑣碎的績效評分多么厭倦，一個沒有指責的世界總會有一些重大缺陷。因此，在討論指責的博弈和避責的話題時，我將超越好壞之爭，探討如何在指責和避責間取得平衡。
任何討論政府和公共服務中避責話題的書，都自然要在開頭給出一個借口。自2001年我在牛津大學就這一主題發(fā)表第一次演講以來，我花了近十年的時間才寫下這本書。為了解釋為什么這么慢，我可以用行政工作耗費精力這一學界常用的借口，因為從2000年開始，我的確做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但鑒于人們認為，相比于找借口，為自己行為的正當性做辯解往往是避責的更好的方式，所以我為自己拖延出書的辯解是，讓一些爭論持續(xù)發(fā)酵、成熟，是為了寫出一本質(zhì)量更高的書，欲速則不達。不過讀者有權(quán)判斷我的說法是否恰當。
為何避責這一話題令人如此著迷？原因或許有三點。其一，當你開始意識到避責這一現(xiàn)象時，就會發(fā)現(xiàn)它無處不在。例如，在我居住的地方，全天候警務（twenty-four-hour policing）這一傳統(tǒng)概念被包裝成更安全的社區(qū)（ safer neighborhoods ），顯得溫暖又可愛（誰會反對呢）。但是，你若進一步探究這個平平無奇的口號背后隱藏的信息，便會發(fā)現(xiàn)，新的口號意味著原先全天候警務的功能被自動語音取代，沒有人接聽你的電話了。那么，舉個例子，當我們試圖提醒某位警官，要留意本地社區(qū)猖獗的毒品交易卻聯(lián)系不到他時，我們到底該責備誰？
其二，避責這一話題能在各個層面展開討論，從對責任性質(zhì)的深奧的哲學分析，到在公共汽車上或酒吧里談論與大型組織斗智斗勇時的挫敗感，這些大型組織的系統(tǒng)和結(jié)構(gòu)似乎是專門用來增加普通老百姓與它們溝通的困難的。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不在網(wǎng)站上公布電話號碼，以團隊而不是個人的名義給你發(fā)送電子郵件，或者只允許你通過特殊的表格進行投訴，除非抱著死磕的態(tài)度，一般人都會感到無比厭煩，你在表格上總找不到能夠反映自身問題的那一欄。
其三，作為一個花了四十年時間研究政治和公共管理的人，我發(fā)現(xiàn)避責能夠?qū)⑷齻�分散在獨立的學術領域的話題連起來，它們分別是公共組織和項目是如何被建構(gòu)的，政治公關（spin）和公共輿論是如何運作的，以及與公共服務和政府管理的標準運作程序相關的政治現(xiàn)象。對避責的分析可將這三類分離的要素匯聚到一個點上，并且將有關組織與個體應然層面（對專業(yè)人士來說，是義務論）的行為分析和制度分析聯(lián)系起來。所有的避責都是壞的嗎？我們怎么將好的避責與壞的避責區(qū)別開？以及我們該如何促成好的避責，遏制壞的避責？
在寫作本書的漫長歲月里，我欠下了許多人情。在此，我鄭重地感謝倫敦經(jīng)濟學院ESRC風險與監(jiān)管分析中心（ESRC Centre for Analysis of Risk and Regulation）提供的精神和智力支持，為本書的一些工作提供資金幫助，并在本書撰寫的整個過程中給予我研究員的崗位。我也很感謝從2004年到2010年由我負責的ESRC公共服務項目（ESRC Programme on Public Services ）。我要向那些幫助我搜索和完善本書材料的人，特別是露絲迪克遜（Ruth Dixon）和布萊尼吉爾（Bryony Gill）表達感謝。許多人給了我?guī)椭�，教會了我如何分析和思考避責，特別是我以前的研究生（現(xiàn)在是我的老師和合作者）拉阿南蘇利策亞努-凱南（Raanan Sulitzeanu-Kenan）和威爾詹寧斯（Will Jennings）。我誠摯地感謝馬丁洛奇（Martin Lodge），他通讀了本書所有章節(jié)的草稿，并幫助我改進了論點，我還要感謝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匿名審稿人，他們提供了結(jié)合得恰到好處的鼓勵和批評。我感謝來自三大洲，比如遠在北京、格拉納達、佛羅倫薩和代頓等地的受眾，多年來他們在不同階段參與各個部分觀點的討論，他們的鼓勵和尖銳的質(zhì)疑交織在一起，幫助我不斷前進。我感謝曾就職于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理查德巴格利（Richard Baggaley），他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同時做到了堅持不懈的進度監(jiān)控、對延誤的寬容以及提供非常有益的改進建議。我也要感謝查克邁爾斯（Chuck Myers）、金威廉斯（Kim Williams）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所有其他幫助和鼓勵我將手稿逐步完善成書的人。對于在得到所有這些幫助之后，仍然存在的許多錯誤，我實在想不出有什么辦法可以避責。
克里斯托弗胡德
牛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