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ㄈ�）剝奪農民私有權
　　新的國家必須超越傳統的國家行為規(guī)范而行動。它不僅深入到鄉(xiāng)村一級，而且干預了農民家庭和宗族的決策。它不僅重組鄉(xiāng)村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控制農業(yè)產品的生產、交易和分配。特別是它必須控制城鄉(xiāng)關系。簡言之，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國家，對社會而言再也不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道德國家了。國家對社會無所不在的控制和影響，固然源于新政權要改造整個舊社會的宏大志向，但是在經濟上，運用征稅以外的手段集中平分于小農的地租，則是當時的一個更實際和更迫切的目標。既然農民平均分享地租是耕者平分土地的結果，重新集中地租就不能不從根本上改造小農的個體所有制。
　　國家權力逐漸侵入農民所有權。在第一個階段，國家政策僅僅限制了農民個體所有權，但并沒有在法律上加以消滅。比如，規(guī)定每家每戶的糧食和棉花生產指標，對產出訂購定銷，禁止雇工、租佃和借貸，關閉集市貿易并切斷農民與私商的聯系通道。所有這些并沒有改變農民的名義所有權，而只是對農民產權的使用、收益和轉讓進行某種限制、管制和干預�；蛘甙凑债a權經濟學家的分析，國家造成了農民所有權的&"殘缺&"。重要的是，這部分對農民而言是殘缺的所有權，事實上集中在國家手里，構成國家獲取稅收以外的農業(yè)剩余的來源。過去我們曾把國家低價強制統購稱為一種&"暗稅&"（發(fā)展研究所綜合課題組，1988），現在看來，稱之為暗租似乎更恰當。國家通過建立并保護農民私有權獲得了稅，進而又侵入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而獲得一部分地租。租稅在中央集權的國家那里整合為一體。
　　集體化進一步消滅了殘缺的農民私有權。互助組運動聯合了農民的生產活動，初級社歸并了農民的主要財產，高級社消滅了土地和牲畜的分紅，人民公社則在更大范圍內推行公有化（杜潤生，198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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