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后，以瑪麗·赫西(Mary Hesse)為起點，類比研究擺脫了從弗朗西斯·培根肇始，直至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達到巔峰的歸納邏輯范式的藩籬，沿兩條進路發(fā)展。一是哲學邏輯學進路，類比研究繼續(xù)關注類比推理的定義及其有效性評估。例如瑪麗·赫西建構了基于格代數(shù)的類比形式定義，并建構了第一個類比模型即類比質料模型(material analogy)。保羅·巴薩(PaulBartha)建構了被稱為詳描模型(the articulation model)的類比哲學定義，以及亨利·普拉德(Henri Prade)的布爾代數(shù)定義。

第二條進路是類比研究的認知轉向，即心理學、人工智能和認知科學進路。根據(jù)根特納(Dedre Gentner)和霍利約克(Keith Holyoak)等人的相關觀點，其進程可以粗略地劃分為三個20年。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第一個20年是類比認知轉向的奠基，類比研究主要關注智力測試題中使用的幾何類比題，例如托馬斯·埃文斯(Thomas Evans)的人工智能程序ANALOGY和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對類比測試中的心理過程分析。前者是第一個類比人工智能程序。該程序用來解決幾何類比的智商測試題，即回答如下問題：圖形A之于圖形B，就像圖形C之于哪個圖形？ANALOGY程序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從圖形A到圖形B的最好的轉換規(guī)則并將之用于圖形C的轉換。斯滕伯格則通過類比推理實驗專門證明了類比推理測試為什么是對一般智力的好的測量。

從1980年到2000年的第二個20年是類比認知轉向的20年。類比研究的主題轉向對科學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真實類比的認知機制和發(fā)生過程的探究以及人工智能實現(xiàn)，例如根特納的結構映射理論(SMT)及其結構映射引擎程序(SME)、羅杰·尚克(Roger Shank)的動態(tài)記憶理論以及與詹妮特·科洛德納(Janet Kolodner)合作開發(fā)的第一個案例推理器程序CYRUS，侯世達(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的高層知覺理論及其Copycat程序等類比計算模型。在這一過程中，研究者也從人類擴展到動物，利用樣本配對任務測試來研究動物能不能做類比。

2000年以來的第三個20年，類比認知研究進入腦科學階段，開始借助腦成像技術(fMRI)、腦電圖技術(EEG)進行類比認知活動的神經(jīng)機制研究，描述類比推理在大腦中的實際發(fā)生，如與類比推理相關的腦區(qū)，它們分別執(zhí)行類比推理的什么功能，負責類比認知的哪個子過程等。

雖然類比研究的認知轉向還在持續(xù)進展中，但現(xiàn)有的成果已經(jīng)足夠耀眼。類比在作為論證或推理形式之外，也被視為認知活動或智能行為，即做類比(analogy making)。類比被視為人類認知／智能的核心。同時，鑒于類比在人工智能發(fā)展中的關鍵作用，認為每一個人工智能程序都基于一個類比計算模型的觀點也并不顯得難以接受。大量的動物實驗結果也讓我們開始認識到，類比似乎并不為人類所獨有。

然而，這些耀眼的成就也暴露出一個關鍵問題。當我們在思考類比的認知轉向，或者對類比作為認知活動（智能行為）做出解釋時，我們所謂的認知仍然是傳統(tǒng)三明治式的離身認知，而并沒有從具身認知這一新的認知基本立場出發(fā)。如果從具身認知出發(fā)，對人類智能行為的解釋應該轉換為對具身行動的類比解釋，對動物能不能做類比的問題應該走出實驗室的樣本配對任務測試，同樣，對類比的人工智能實現(xiàn)應該表現(xiàn)為具身性的類比計算模型。因此，本書探討的問題可以精煉地描述為，從具身認知立場出發(fā)，我們如何為智能行為提供一種合理的類比解釋？基于具身認知的智能行為，或者更直接地，具身智能包括人類、動物、人工物（人工智能）三個層次。每一層次具身智能的類比解釋應該對應于各自的（具身）類比實踐模型。這樣，我們的任務也就轉換為，論證、建構和分析（具身）類比實踐模型的可能性、邏輯機制及其實踐功能。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本書基本框架如下：第1章梳理類比理論的歷史和當代發(fā)展。第2章分析類比實踐模型的涌現(xiàn)。第3、4、5章分別從人類、動物和人工物（人工智能）出發(fā)處理這三個不同層次的智能行為的類比解釋，即類比實踐模型的建構。最后給出簡短的結論，對類比實踐模型的未來發(fā)展做出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