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滿漢語言接觸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北京話、北京官話及現代漢語普通話形成的關鍵時期。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上半葉以女真為主體融合其他民族形成了一個民族共同體滿族，其使用的語言滿語是女真語的延續(xù)和發(fā)展。滿族的統(tǒng)治地位使得滿語在清代取得了國語的地位，同時滿語又稱為清語。1599年清太祖努爾哈齊命令巴克什額爾德尼等人模仿蒙古文創(chuàng)制了滿文，又稱作老滿文或無圈點滿文。后來，皇太極命令達海等人將老滿文增加標音的圈點，稱作新滿文或加圈點滿文。努爾哈齊等統(tǒng)治者為加強統(tǒng)治和族群認同，推行國語騎射政策。另一方面，因政治統(tǒng)治的需要和漢文化強大優(yōu)勢的吸引，不少滿族官員及其子弟學會了漢語。1644年清軍入關，遷都北京，隨著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推進，八旗駐防官兵及其家屬走向全國，滿族人全面學習漢語、漢文化成了滿漢語言融合的主流。滿漢語言接觸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就全國滿族人而言，由滿語單語到滿漢雙語再到漢語單語的轉用時間和過程參差不齊。

就京旗滿人來說，雖與原北京城的漢、回等民族分區(qū)而居（旗人居內城，原北京漢、回等民族遷居外城），但由于經濟文化生活等的需要，與外城之間的交往并未間斷，而且皇宮大內、王公貴族家中有大量的漢人奴仆；到乾隆朝前期內外城分住的格局被打破，滿漢族之間的融合加劇。從18世紀初期，京旗滿人已經普遍進入滿漢雙語階段；大約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整體來看京旗滿人已放棄滿語，完成了漢語的轉用。至此，以原有北京話為基礎、以滿語為底層、由北京旗人為主要語言社團而擴散開來覆蓋全城的老北京話逐漸發(fā)展成熟，也成了北京官話和現代漢語普通話的直接源泉。

由前述情況可知，自清早期，尤其是清中期以后，越來越多的滿人轉用滿式漢語，喪失民族語言交際能力；據文獻記述八旗宗學的滿語教學機構也漸趨消失，滿人成年后很難獲得滿語學習機會。于是，出現了一批帶漢語注解的滿語教材。這類教材多是問答式的話條類會話讀物，且滿漢語相互對照，因此這類文獻又稱為滿漢合璧文獻。其中篇幅相對較長、流行較廣的有劉順編著的《滿漢成語對待》（1702）；舞格編著的《清文啟蒙》卷二兼漢滿洲套話（1730）；常鈞編著的《清話問答四十條》（1757）；《清文指要》《續(xù)編兼漢清文指要》（1789），但作者不詳；宜興編著的《庸言知旨》（1802）等 。這些會話教材中的漢語既不是直譯相應滿語，也不是地道的漢語，而是滿語學習者已熟練掌握的旗人語，又稱滿式漢語，即旗人操滿語的先輩在不完全習得漢語的過程中受母語滿語負遷移影響而產生的并不十分規(guī)范的漢語。滿式漢語有不少與地道的漢語明顯不同的地方，而這些不同之處正是滿語相關語言現象的反映�？梢�，這些滿漢合璧會話書是研究清代滿漢語言接觸下旗人漢語和北京官話的不可多得的語言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