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歷史的邏輯性與淘汰法則

建安，是漢獻帝劉協(xié)使用的第五個年號，始于196年，止于220年，長達25個年頭。這也是漢末歷史中最精彩的時期，一些著名戰(zhàn)役都發(fā)生于這個階段，如官渡之戰(zhàn)、赤壁之戰(zhàn)、潼關之戰(zhàn)、漢中之戰(zhàn)等。建安時期的前五年（196200年）仍處在群雄混戰(zhàn)的階段，但與前一階段不同的是，這時的爭鋒節(jié)奏突然加快了。短短幾年中，曹操消滅了呂布、袁術，袁紹消滅了公孫瓚，孫策死于刺殺。少數(shù)人留了下來，多數(shù)人成為歷史的過客與配角。

留下來的人，有留下來的理由；被提前淘汰出局的，也有被淘汰的原因。被淘汰的，有的因為智謀不夠、不會用人，比如公孫瓚；有的因為野心太大，能力與實力無法匹配，比如袁術；有的則是因為缺乏長期戰(zhàn)略，信譽太差，比如呂布。還有一些人，如李傕、郭汜、楊奉、韓暹、李樂、胡才之流，只是憑著運氣闖進了歷史的舞臺，但自身的才德根本無法支撐起。

他們曾經(jīng)得到的高位，注定只能成為配角中的配角，如曇花般消逝在歷史的天幕中。如果加上之前退出歷史舞臺的何進、董卓、陶謙等人，就更能看出一些規(guī)律性的東西，那就是在大浪淘沙、優(yōu)勝劣汰的競爭中，只有德、才、智、信等方面更突出的人才能在歷史的舞臺上堅持得更久。這樣的歷史邏輯在東漢末年仍然發(fā)揮著作用，說明歷史的車輪無論多么踉蹌，其基本的方向仍然沒有偏差，任何想憑空改變歷史規(guī)律的嘗試都是徒勞的。

從紛亂到整合，從粗放式發(fā)展迅速進入兼并重組，北方很快形成了曹操和袁紹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局面，一場決戰(zhàn)不可避免。與袁紹相比，曹操處處居于下乘：袁紹儀表堂堂，曹操容貌平平；袁紹出身于清流名門，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在當時被稱為濁流；同樣是討伐董卓，曹操起兵很早，也最為積極，卻只能屈居袁紹甚至張邈之下；從實力上說，袁紹的地盤更加廣大，兵馬數(shù)量也遠多于曹操。所以，袁紹對打贏這場決戰(zhàn)很有信心，而曹操則明顯信心不足。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戰(zhàn)中，袁紹被曹操打敗了，敗得很徹底。有人認為曹操運氣實在太好了，眼看就要被消滅，卻突然有許攸這樣的貴人相助，一舉扭轉了乾坤。有人假設，如果時光倒流，讓袁紹、曹操重新打一仗，失敗的一定是曹操。只可惜歷史不容假設，袁紹沒有機會了。

其實，戰(zhàn)前已經(jīng)有一些人不看好袁紹了，除曹操陣營中荀彧和賈詡的四勝論、郭嘉的十勝論外，割據(jù)南陽的張繡、割據(jù)關中的馬騰、活躍在徐州的臧霸以及涼州刺史韋端等人都以實際行動站在了曹操的一邊，割據(jù)荊州的劉表雖然選擇坐山觀虎斗，但他手下的主要人物也幾乎都支持曹操。實力更強大的袁紹為何不被眾人看好？曹操奉天子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恐怕是因為袁紹的性格缺陷以及在群雄爭霸中的所作所為。荀彧將袁紹評價為布衣之雄，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認為他能聚人而不能用；郭嘉評價袁紹多端寡要，好謀無決，認為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程昱認為袁紹雖有并天下之心，但智不能濟也；韋端的下屬楊阜認為袁紹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斷言袁紹雖強卻終不能成大業(yè)。

回顧袁紹的發(fā)家史，以上評價并沒有冤枉他。引外兵入京、挑起關東聯(lián)軍內斗、以欺騙手段奪取冀州等盡人皆知。在駕馭屬下方面袁紹也難以做到公平、公信，喜歡搞權術，縱容屬下內斗，這些短線操作不僅有損于袁紹的形象，而且為他的失敗埋下了隱患。袁紹敗給曹操，說明天時、地利、人和之外還有一些因素在歷史發(fā)展中起作用，比如品德、毅力與努力。袁紹外表寬容，內心猜忌，器量狹小，喜好謀略而不能決斷；手下能人不少，卻無法凝聚成合力，由于內斗嚴重，正確的主張在關鍵時刻得不到支持，錯誤的戰(zhàn)略卻屢屢被通過。曹操的勝利、袁紹的失敗其實仍在情理之中，沒有跳出歷史的淘汰法則，歷史也沒有因此失去其邏輯性。

本書是星漢燦爛三國史系列的第三卷，講述的是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間發(fā)生的大小事件，在考察歷史主流事件的同時不放過歷史細節(jié)，在此基礎上探究興衰的原因，總結成敗的規(guī)律。本書仍延續(xù)之前以時間為順序的寫法，為使書中的時間線索不發(fā)生混亂，凡涉及的月份如無特別注明均依據(jù)史書原文呈現(xiàn)。為更好地還原歷史，書中使用了一些漢末三國時期通用的度量衡單位，如斤里石等，并在必要處進行了古今換算。特此說明。

南門太守

2024年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