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拙編的書名存在三個關鍵詞，即“古書”“版本”和“筆記”。先來說“古書”，也稱以“古籍”，一般界定為1912年之前經抄寫或印刷而形成的具有中國古典裝幀形式的書籍。此界定強調的是它的物質性范疇，廣義而言從事古代文史哲學科的研究者也可以說是古籍研究，只是依據的文本是當今的整理本，所以與重在載體形態(tài)的“古籍”研究有了明顯的區(qū)別。也就是說，以傳統(tǒng)的線裝古籍作為依據的古籍研究者，更注重它的形式要素，或者形式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關注點之一。

此形式要素也就是拙編書名中的第二個關鍵詞“版本”。版本研究是否能夠稱之為“學”，是否具備學科屬性，暫且不論。版本學作為一門傳統(tǒng)的古老學問，在當下學術語境中是否有必要傳承，古代文史研究還能夠在多大維度上運用古籍版本學，則很值得思考。不爭的事實是，現在獨立開設版本學課程的寥寥無幾，版本學也基本是附著在文獻學課程中順帶一講。這是它的現狀，也充分印證了它的邊緣地位。

再來說第三個關鍵詞“筆記”，五十篇文稿基本都是針對個案的古書版本而展開，并不存在一以貫之的理論體系，相互之間也不具備邏輯關系，故以“筆記”稱之最合適不過了。有些類似傳統(tǒng)的“經眼錄”，但又不敢高攀，還是用“筆記”比較適宜。坦白地講，自己很喜歡此三個詞的組合，它道出了拙編的范圍是“古書”，關注的是古書的“版本”，而“筆記”是有關古書版本心得的表達方式。

掐指算來，自己關注、從事古書的版本鉆研十五年有余，確實是出自心底里的喜好。最初的結緣還是在讀大學階段，偶然的機遇使我讀到了魏隱儒老的《古書版本鑒定叢談》。盡管超出了當時的學力，還是一發(fā)而不可收地迷戀上了。研究生三年基本是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古籍閱覽室度過的，日與線裝古籍為伴。感謝劉薔老師的指引，使我走上了以古籍為對象的研究道路。碰巧畢業(yè)又工作在有豐富善本古籍收藏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雖不能閑庭信步式地縱意飽覽；但十余年的工作都是圍著它在轉，耳濡目染，也積累了一定的感性認識。如今又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還是在所里的圖書資料室主要做老本行古籍工作。有人說人只是天地間行色匆匆的過客，我不管是大學后的求學階段，還是工作有變動，都與古籍相伴，未曾離開過這個領域。到文學所圖書室做古籍工作時間還不長，以后的古籍之路需要自己慢慢摸索前行。雖然古籍情懷未曾稍減，但身體狀態(tài)畢竟不是年輕小伙子的時候了。有時候自己常想，人過不惑之年了，踏實做好本職，一切順其自然最好�，F在想來，在國家圖書館工作時有四個片段印象最深，至今銘記在腦海中，影響了我對古籍尤其是版本之學的認識，研究的“套路”也隨之形成。

其一是讀到有人當面褒獎趙萬里先生學問好，趙先生以書皮子工夫作答�，F出版有趙萬里先生的紀念文集，可以看出趙先生確實沒寫過多少純粹版本研究方面的文章。先生有關版本的認識和積累主要集中在《中國版刻圖錄》一書中，談鑒定的文章幾乎沒有寫過，大多數還是傳統(tǒng)的以文獻內容為主的文史學問。因此可以說先生的回答是過謙之言，他留下來的成果可不是“書皮子”。但其中也隱含著一個道理，前輩大家更多地是把版本的學識當作治學的門徑，而并不刻意把版本之學的自身作為研治對象。放到今天依然如此，所謂的版本學處理的仍是大框架的文史哲學科，自身很難說有獨立的地位。將版本學視為治學門徑，我想在當下的文史研究中仍不無啟發(fā)之益。

其二是在庫房工作時，一位老館員順手就指著剛提出的一部書說是高麗（朝鮮）本，只看書的外貌而不及其他，便能準確判斷。就如同黃丕烈手跋看多了，能立即鑒定出某某手跡是否出自黃氏之手。也如同有人說黃永年老一看書根，就能知道是什么時候的版本。實際上這都是掌握了形式要素的結果，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總結的結果。注重書籍的形式要素，而與文獻內容不一定直接發(fā)生關系，或者說與文獻內容是兩個平面的范疇。諸如此類的形式要素正是傳統(tǒng)版本之學的主要內容，甚至可以說是第一要義，概括為四個字就是“觀風望氣”。盡管它不牽涉文獻內容，但卻有時候決定著文獻內容的“命運”。福建出現一部古書即劉克莊的《南岳舊稿》，有人鑒定是宋版，比如我的老組長程有慶先生便持宋版的意見；有人鑒定是明版，主要就是這么兩種意見。古籍鑒定的本質是基于客觀的主觀功夫，說得直白點，就是看誰根據主觀經驗積累作出最能接近或符合客觀真相的判斷。所以既然是鑒定，當然會存在不同的意見，很正常的事。但它對學術研究卻是休戚相關，如果是宋版，那么它非常接近劉克莊原稿之貌。如果是明版，那就比較“遙遠”，甚至是出自明人的重編。兩種鑒定結論，所帶來的文獻價值高低判然有別，對學者研究的沖擊力也各不相同。這些都是不關涉內容的形式要素，而它與文獻內容卻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系。

其三是工作之初恰巧遇上國家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安排我到庫房作善本書珍貴名錄的謄錄和整理工作。第一次進入善本庫房，而且還是善本庫房的“戰(zhàn)備庫”難免有些緊張。工作內容是按照申報書表格將項目一一填寫，諸如書名卷數、行款、版式、卷首（末）序跋、手跋、開本及版框尺寸等等，有一套著錄的規(guī)范，表面上看很機械。除了動腦，還要動手，而且手上功夫更重要，因為要保護善本書的絕對安全。通過這項工作，掌握了古籍的著錄規(guī)范，還養(yǎng)成了有一是一的思維定勢，久而久之也就只會寫“實在”的東西，缺陷是理論素養(yǎng)不夠，思想的靈光也不具備。概括地講，版本之學是技術性、實踐性很強的行當，需要摸書，需要多看，在實踐中積累經驗。寫版本的文章要看到實物（至少是影印件或數字化影像），看不到實物就寫是大忌。還需要有一套術語規(guī)范，不規(guī)范便是不專業(yè)的表現，甚至鬧出笑話就不應該了。

其四是讀趙萬里先生在《中國版刻圖錄》中關于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的鑒定，先生之所以定為“金刻本”，依據是“此書版式刀法紙墨與潘氏滂喜齋舊藏《云齋廣錄》如出一轍”，兩書行款也相同。此鑒定個案很有意義，說明形式要素的積累會出現規(guī)律化的總結，進而指導新的個案鑒定。假如再出現一部符合此規(guī)律特征的古書，也會指向“金刻本”鑒定傾向。同樣的事例，如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刻遞修本《文選》，其版心特征極為特別，因缺乏可以類比的印本而不容易理解。直至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公布了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qū)文管所藏的遼刻蝴蝶裝佛經，版心樣式與《文選》相同，才有所解釋。印證大致同一時期書籍形態(tài)的“類同性”，也為符合此類特征早期印刷品的鑒定提供依據。又如遼寧省圖書館藏有一部宋刻本《揚子法言》，行款版式及刀法與國家圖書館藏宋本《荀子》也存在相類之處。最典型的當屬南宋杭州的“書棚本”，同一家、同一類或同一地區(qū)所刻的古書往往具有“類型化”的特征。再如日本回流的南宋劉仕隆宅本《鉅宋廣韻》的牌記樣式，與國家圖書館藏宋紹興間王叔邊刻本《后漢書》，以及日本藏的南宋紹興間朱中奉宅本《史記集解》和魏十三郎書鋪刻本《新雕石林先生尚書傳》相類，印證它的刻年也在南宋初，符合同一時期采用相同或相近的書籍特征。這些都是可以形成規(guī)律化總結的事例，從而將符合一類特征的形式要素固定為一條規(guī)律，規(guī)律多了就可以建構體系化的論述，而這正是版本學夢寐以求的事情之一。我們經常會說版本學不可以稱為“學”，因為它自身不具備學科的規(guī)律性和體系性。癥結還是在于個案做得不夠，個案之間的聯(lián)系性缺乏總結。當然流傳到今天的實物已經不那么豐富，限制了這種聯(lián)系性的“建立”。但據粗略估計，存世古籍量在五千萬冊上下，如此海量的古籍還是有機會找到古書之間的規(guī)律性、書籍演變的規(guī)律性，名副其實的版本學還是能夠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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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上述四個片段奠定了我對古籍版本之學的認知和體悟，重形式要素，并不太關注書籍的文獻內容，并努力探索形式要素層面的規(guī)律性。也正是在此指導下，利用業(yè)余時間撰寫了一系列個案性的古書版本文章，并陸續(xù)在報刊中得以發(fā)表。借此機會，要向支持和鼓勵自己的報刊編輯老師說聲衷心的感謝！重讀這些舊稿，依然感覺到傾吐在筆尖文字中的激情和喜悅，深夜燈下的背影也依稀隱現。當然更多地是遺憾，覺得有必要逐篇重寫，使之更完美。最主要的還是要關注古書的內容，即它的文獻面貌，比如成書的問題、編撰的過程、作者的發(fā)覆、文本的�？焙驮娢钠�目的發(fā)掘等，有助于更深層次地認識其版本。比如現存最早的陶淵明集版本是宋明州本，如果僅局限在對它版刻的認識，而不去注意它的篇目、保留的異文等，便不會更深層把握該版本的價值。也就是說，版本范疇的研究關注的是古書的物質形態(tài)，目的是求實物之“真”；而文獻范疇則關注典籍的形成、流傳、層累性、變異以及文本價值等諸多方面，目的是求內容之“善”。只注重版本而不多做文獻內證的工作，很多問題說不清，甚至版本的研究也可能流于“表面”。舉個例子，明末潘璁刻了一部阮籍集，從避諱、版式字體特征等確定為崇禎本。但它保留了完整的阮籍四言詩，且僅見于此本，應該說內容才是它最大的價值。著眼于此，呈現在拙編里的文稿不再單純地注重形式要素，而是努力做到與文獻內容（基本不涉及思想闡發(fā)和藝術分析）相結合，將一部古書的特點從形式到內容盡可能地充分揭示出來。

在每篇具體的撰寫上，側重點會有所不同，不妨簡要而適當地介紹拙編的內容。舉例來說，如《切韻指掌圖》是一部小學類著述，了解它的絕大多數是專門搞音韻學的研究者，便側重它編撰成書的介紹。介紹中不乏很有啟發(fā)的話題，就是在宋代刻書業(yè)極為發(fā)達的背景下，古書的序言存在移植托名的現象，有書坊射利的目的，但一旦固定下來則帶來著作權的“模糊難辨”。典籍相對容易固定化傳播的刻本時代尚且如此，在以抄寫為主要傳播手段的寫本時代，更難避免作品的“作者”之爭，比如《劉子》，材料記載劉晝慮己微賤恐不傳于后世，而自愿托名劉勰以傳。后世不察，遂至紛紜。《漢官儀》也是如此，本為劉攽所撰，而托題其兄劉敞。此類問題概述性地“傳遞”給讀者，相信會引起一些新的思考。《通鑒紀事本末》《通典》和《荀子》是比較熟知的典籍，便側重在版本的介紹，比如《通鑒紀事本末》經全書逐葉查檢發(fā)現“敦”字闕筆，便推進了趙萬里先生認為該本屬南宋孝宗時印本的意見�！锻ǖ洹肥请y得一見的北宋本，自然有不同于南宋以來刻本的獨特現象，介紹了它版心的獨特樣式。《荀子》則糾正了曾持的懷疑屬滕本之說。

在典籍的品種上介紹了兩種醫(yī)學典籍，即《大德重校圣濟總錄》和《新編證類圖注本草》，版本與文獻內容并重。還有三種古寫本，即東晉寫本《三國志》和唐寫本《劉子》兩種�！秳⒆印返拇藘煞N唐寫本算是“初次”公布，劉幼云舊藏的一種曾寫過兩篇文章，分別發(fā)表在《國學研究》和韓國的IDP通訊上，流傳不廣，現在將通訊的一篇略經修改后再與讀者見面。啟功先生舊藏的《劉子》唐寫本殘片，賴柴劍虹先生賜示照片，經�？闭�理后是第一次發(fā)表，也藉此機會向柴先生表達衷心的謝意。此外就是集部的三十一篇，多數是漢魏六朝時期的別集和總集，與我個人關注的研究有關。如賈誼集的稱名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在《隋書·經籍志》里是將賈誼除《新書》之外的作品方可稱為“集”，可后世將兩者相合也稱為“集”，印證了別集的“雜”的形態(tài)。四庫館臣說“四部之書，別集最雜”，此可為一例�！镀卟皆姟肥欠袷遣苤驳淖髌�，從現存實物版本的角度作了梳理，宋本和明初活字本的曹植集都不收《七步詩》，最早進入集子是正德年間的舒貞刻本，此后經各集沿襲而“固定”下來。影宋抄本陸機集，意在向學界介紹“宋本”的存在，有助于陸機詩文作品的整理。影宋抄本《鮑氏集》也是相同的目的。沈約集和徐陵集兩篇是與傅增湘商榷的，不是不尊重前賢，而是就事論事。沈約集是糾正一處訛誤，即沈約集不存在岳元聲本，而是阮元聲本。徐陵集則意在指出古書的版本價值與文獻價值并不平衡，明抄本的徐陵集有文物層面的版本價值，毫無疑問；但它的文獻內容都是輯自類書、總集等，不具備“孤文秘笈”，不必要過于拔高。這種現象姑且稱為物質屬性與文本屬性的不平衡，在利用古書時值得注意�！段倪x》是我十來年集中研究的領域，所以入選了五篇。

此外蒙古本《歌詩編》，注意到它的底本是北宋司馬光寫本，當更接近唐本的舊貌，恰恰它不收“集外詩”，為考察這些詩的真?zhèn)翁峁┮粋�角度。宋周必大本歐陽修集，根據現存歐集的篇目，糾正了趙希弁《讀書附志》的失誤。同時也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善本書志該如何寫，有種意見認為書志原原本本地將書的面貌寫出來（抄序跋、篇目等）是浪費筆墨，沒有學術含量。但回頭看看《郡齋讀書志》及《附志》、《直齋書錄解題》等私修書目，會有原書面貌記錄不詳細的遺憾。如果浪費筆墨地去多記錄，我們對于古書的面貌就清楚多了。今之視古，亦猶后之視今。在揭示獨特的版本形式特征方面，《群經音辨》和《南豐曾子固先生集》版心上端均鐫刻千字文編號，又不按千字文之序，值得研究�！吨信d以來絕妙詞選》則以宋本中版本有“后”字，認為是繼《唐宋絕妙詞選》之后的著述。饒宗頤《詞集考》則認為先有《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或對該說有所補正�！队駧r詩集》是康熙本，入選拙編是因為它反映了一段中琉關系史。最后收了兩篇體例方面的稿子，即提要稿和書志稿各一篇，是參與中華再造善本續(xù)編提要和館藏善本書志兩個項目時所寫。至于每篇圍繞古書版本個案的稿子的撰寫體例，想必讀者會有體會，無需贅言。

拙編或許提供了一點版本研究的方法，但由于主要目的不是輸出“方法論”，有必要再補充談談自己對于版本研究的看法。首先是考慮將古書視為不可再生的文物，轉換眼光，從文物研究和考古學的方法去研究古書的版本，規(guī)避一味的文獻學本位立場。其次將古書視為一定階段的記錄文獻的實物，做還原學術史的工作。最后是借鑒多學科交叉的方式，特別是引入西方漢學的研究理念，從書籍史、閱讀史、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等諸多方面切入，延伸古書版本研究的觸角。坦白地講，這些都會不可避免地跨學科，而跨界了總會有“風險”；需要努力嘗試，但又得把握火候，很不容易，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