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隨著軍事上的不斷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逐步由農村轉向城市，文藝建設的重點也隨之轉向城市。面對城市的復雜狀況，尤其是國民黨統(tǒng)治下所遺留的各種制度、機構，中國共產黨對包括文藝在內的整個社會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改造。在這個過程中，一些解放區(qū)的文藝工作者也面臨著適應城市新環(huán)境的問題，如周揚所說：我們自己有些文藝工作者對的文藝思想也產生了一些模糊的認識，進了城以后，生活環(huán)境安逸了，于是就產生了一種傾向：脫離了生產、脫離了群眾生活，脫離了實際斗爭。有的甚至在入城以前就發(fā)生過動搖：認為我們解放區(qū)搞的這一套譬如秧歌等，進了城就吃不開了，相當沒有信心。當然，我們不是說解放區(qū)那一套都好，我們承認是低級的東西，但那是人民的東西，是代表正確方向的東西，是有前途的，在城市也是吃得開的，事實也證明在城市是吃得開的，受到廣大人民一致的歡迎。
周揚的說法無疑強調了文藝新方向的不可動搖，但也說明了新文藝進城后面臨的形勢以及文藝工作者面對城市所產生的疑惑。由于全國勝利之后，我們進入城市，以及在政治上和資產階級合作，我們周邊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增大等原因，加強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成為了我們文藝工作上更迫切、更嚴重的任務了。城市中大批沒有經過思想改造的文藝工作者把他們各種各色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思想都帶到了革命文藝隊伍中來，而一些經過初步思想改造，但保留了較多舊意識的文藝工作者進入城市之后又很容易地接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由此可見，進城之后的革命文藝面臨著兩大困難，一是革命文藝能否在城市中扎根落地的擔憂，二是文藝工作者有被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風險。因此全面適應和改造新的環(huán)境，用革命文藝的基本原則來改變城市文藝的原有結構和發(fā)展方向，就成為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文藝建設的必要工作。城市文藝改造的基本內容是除舊布新，一方面改變原有的城市文藝的格局，另一方面通過建立新制度來規(guī)范文藝的生產和傳播，為文藝工作者提供制度性的指導，以建設符合新的文化、道德要求的文藝。
城市文藝改造作為當代文藝建設的重要內容，無疑是轉折時期文藝重建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但目前的研究并不充分、不系統(tǒng)。張均的《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66）》、張霖的《新文藝進城大眾文藝創(chuàng)研會與五十年代北京通俗文藝改造》等對此有所涉及，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洪子誠、王本朝、程光煒、吳俊、黃發(fā)有、張檸等人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的研究已為學界所公認，尤其針對上層文學制度設計及其對文學發(fā)展影響的闡釋，對于城市文藝改造研究中的新制度建設的相關內容具有充分的借鑒意義。目前對城市文藝改造的研究多的大多集中在人與文兩個層面，即知識分子改造和戲曲改革。前者如于風政的《改造》等集中探討新中國成立后的知識分子改造問題，對改造的背景、過程、原則的闡釋可供參考。后者如張煉紅的《歷練精魂新中國戲曲改造考論》，張莉的《紅色神話演譯之路17年（19491966）戲曲改革研究》，何其亮的《個體與集體之間：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評彈事業(yè)》，白永華的《福建戲改：國家與民間》，張艷梅的《新中國戲改與當代越劇生態(tài)》，周濤的《民間文化與十七年戲曲改編》等，從改人、改戲、改制的角度討論新中國成立初的戲曲改革。此外，歷史學界關于新中國成立初的社會改造研究可資借鑒，如阮清華的《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朱晉平的博士論文《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對私營出版業(yè)的改造》等，視角、方法都可參考。
在學界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本課題試圖通過城市文藝改造來發(fā)掘當代文藝發(fā)生的根源，通過舊文藝與新制度之間的關系更全面地理解當代文藝的生成過程。一方面，關注國家政治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新制度建構和治理。新中國成立初期，城市文藝改造根本的在于制度上的變革，在文藝生產、傳播、接受、組織管理等方面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是舊文藝轉變?yōu)樾挛乃�、獲得存在合法性的基本前提，藉此國家建立統(tǒng)一形態(tài)的文藝體系；另一方面充分注意這些制度是如何規(guī)劃、改變城市原有的文藝生產格局和秩序的，以及在此過程中城市舊文藝與新制度規(guī)范之間的博弈、妥協(xié)、抗爭等復雜的內容。城市文藝改造是國家文藝制度設計的重要內容，但也是被改造者的歷史，他們也有對自身利益的考慮與追求，并在不同的形勢下做出認同、抗爭等不同的回應，加之地區(qū)、行業(yè)對新文藝理解的不同，造成了波動、差異等多種景象。因此課題也展現(xiàn)了市民階層的閱讀趣味、舊藝人生存方式和文化心態(tài)、舊文藝的生產和傳播等方面的復雜狀態(tài)和深層結構，進一步豐富了當代文藝發(fā)生期的歷史內涵。同時通過具體的案例，比如革命文藝進城、次文代會的相關活動來說明當代文藝的整體方向，為城市文藝改造研究確立更為明確的歷史參照，更為深入的呈現(xiàn)除舊布新、由舊轉新、新舊雜陳的歷史情境。
在具體內容的論述上，本課題著重突出此前當代文藝敘述所能忽略的地方，發(fā)掘歷史的細節(jié)，從中發(fā)現(xiàn)歷史發(fā)展的推動力和可能性。以城市文藝改造為核心內容，但同時又不把城市文藝改造進行孤立的研究，而是置于歷史轉折、當代文藝發(fā)生的整體性背景下確立其過程和意義。
首先，追溯在大規(guī)模的城市改造之前，中國共產黨在接管城市時對城市文藝進行的初步管理和組織。一方面接管城市時對文藝機構、設備等方面的接收和利用，以及對舊人員的留用，為當代文藝的建立提供了物質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城市接管也是當代文藝的一次預演，并提供了政策上的準備。伴隨著軍事的勝利，延安文藝作品也隨之進城，通過革命文藝的大規(guī)模演練和推廣，宣告了當代文藝的應該具備的素質和此后發(fā)展的方向，尤為典型的是《白毛女》走向城市的過程，也是延安文藝逐步占領城市文藝陣地的一個縮影。還有，接管時期對城市文藝進行了初步的管理登記制度、對不良作品的禁止，以及對所接收機構、組織和人員在思想和業(yè)務上的領導，都和此后的文藝發(fā)展方向存在內在的一致性，也不斷地強化著這個方向。
其次，把城市文藝的改造置于當代文藝的整體方向中來考察。城市文藝改造附屬于中國共產黨整體的文藝設計以及對于城市文藝發(fā)展的想象，是當代文藝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和整個制度性建構是不可分割的。在這一過程中，解放區(qū)文藝的生產方式、組織方式作為典范構成了城市文藝發(fā)展的樣本，并相繼走進城市，成為供借鑒、學習的對象。次文代會的籌備過程中，對解放區(qū)和蔣管區(qū)有著截然不一樣的態(tài)度，蔣管區(qū)城市的文藝在新的文藝建設中注定要被改造。同時，次文代會通過招待代表的演出，組織上演很多經典的作品，無論是組織方式，還是具體的劇目，都意在通過具體的示范來傳達當代文藝發(fā)展的發(fā)向和道路。此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統(tǒng)一全國文藝的一次組織行為，在整體設計和具體行為上都是制度化的，此次文代會建立的各級文聯(lián)及其會員單位，也為城市文藝的發(fā)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預示著此后城市文藝的發(fā)展將擺脫以往的混亂無序狀態(tài)，走向組織化的道路。
再次，著重把握城市文藝改造中的制度性變革，尤其是文藝生產和傳播層面的改革與建設。城市中的舊文藝有著相對成熟的生產、傳播機制作為支撐，也有著強大的讀者消費群體，革命文藝初進大城市時，甚至無法與之抗衡，但其生產方式和內容與新中國的文藝是相背離的，被視為資產階級思想的體現(xiàn)，也有封建思想的殘余，因此必然要按照新的政治訴求重建生產和傳播的體系，對民營出版社機構如寶文堂書店的改造，改變了通俗文藝生產的內容和方式，通過大眾文藝研究會、通俗文藝出版社等機構與之合作，成為生產新的通俗文藝的重要陣地。同時對對城市舊書攤地改造，以及城市中留存的不符合社會主義文化、道德要求的荒誕、淫穢、反動圖書的處理，都意在對城市文藝進行清理，在源頭上重新建立新的文藝閱讀的內容和方式，使大眾文藝的接受起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還有，在更為宏觀的格局中考察城市文藝改造的新舊之變以及相應的途徑，選取文藝改造中的典型個案，著力探討改革的方式和方向。舊藝人的改造是作家隊伍重建的一部分，次文代會代表的產生其實確立了對作家的資格要求，舊藝人作為可以改造和依靠的力量，被納入作家隊伍之中，當然必須以思想改造和業(yè)務訓練為前提，相比之下，以中央文學研究所為代表的新作家的培養(yǎng)才是作家隊伍建設更為重要的內容；在戲曲改革中，劇場匯集了演員、班社、戲曲組織等多種力量，對它的改革能夠抓住戲改的核心問題，從華樂戲院到大眾劇場的的變革中，通過重建演出秩序，樹立了新劇場為人民的宗旨，與三行、經勵科等舊制度的斗爭，重建與劇團的關系，無不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和大眾、人民至上的階級性；新中國成立前后，傳統(tǒng)國畫也經歷了一場蛻變，其思想、趣味和技術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新的時代要求，無法為新社會服務，國畫的改革勢在必行，更加貼近人民、時代和現(xiàn)實生活的新國畫的產生，預示著國畫的新生和城市文藝的轉向。
在研究方法上，本課題不求對城市文藝改造進行面面俱到的敘述，而是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案進行深入探究，避免表面化的淺層次的呈現(xiàn)，力求在具體的問題指向下進行有針對性的探索。因此在問題和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力求代表性和復雜性，以開拓深入探討的空間。這些問題大多為此前的文學史研究所忽略，一方面因為原有歷史敘事格局的穩(wěn)固，另一方面在于資料體系的封閉，很多有價值的資料未被發(fā)掘、重視和使用，因此本課題在問題設計上，舍棄了大量一般性的文學史問題，利用一手資料重新進入歷史現(xiàn)場，尋找那些重要的但未被充分論及的問題，從中發(fā)現(xiàn)研究的可能性，補足歷史敘述的薄弱之處。
本文尤其重視史料的使用，一方面重新審視常見史料，重新歷史化、問題化，避免陷入史料自身的邏輯，尋找其中包含的更多的歷史信息和言外之意，發(fā)掘其中的裂隙和重新設置問題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充分查找、利用手的稀有資料，尤其是檔案資料，筆者既前往北京市檔案館查找檔案，也在民間收藏者那里看到了大量的原始檔案，包括次文代會、新中國成立后文聯(lián)、作協(xié)的相關檔案資料。這些檔案當然具有極高的價值，呈現(xiàn)了大量之前我們所未知的歷史的情境、細節(jié)，也修正、豐富了以往的歷史認知。
本文試圖呈現(xiàn)中國當代文藝的發(fā)生既是新的秩序、制度、組織建立的過程，同時也包含了對舊的文藝因素的改造和利用，既是除舊布新的結果，也有化舊為新的過程�？梢哉f，我們強調新中國建立起的新社會，是與舊社會完全不同的，是歷史的斷裂，但同時也有歷史延續(xù)的成分。我們應該在斷裂與延續(xù)的關系中正視歷史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呈現(xiàn)了當代文藝發(fā)生史的另一個面向，即舊的文藝在新社會的遭遇與改變，為社會主義文藝的生成提供了一種補充性的解釋。由舊到新的過程，既是在新的文藝方向的規(guī)約下進行的，當然也為新的文藝的壯大提供了物質、人員等多方面的支持，這是以往文學史敘述的所忽略的；還有，我們在強調新中國文藝的發(fā)生時，往往以軍事、政治上的勝利作為依據(jù)，認為新的文藝必然隨之產生，我們也大多會確立一個標志性的時間、事件作為其開端，但通過舊文藝在新中國的生存狀態(tài)，可以發(fā)現(xiàn)，文藝與政治、軍事有時并不是同步的，新中國的建立并不意味著新文藝馬上就占據(jù)主導性地位，它需要一個過程，需要進行全方位的改造和重建，甚至整個社會都需要一個重建的過程。因此我們更傾向于把當代文藝的發(fā)生作為一個過程進行考察，利用更多的關于斗爭、妥協(xié)的歷史細節(jié)呈現(xiàn)出歷史本來的過程。